读《资治通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在读中国文化,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政治中的展现方式和表现形态。文化具有价值意义上的绝对性,是庄子意义上的“无待”,任何一种对文化进行指手画脚的做法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两极文化,是由一个最高的上帝看护着的两极世界。这两极世界 相互平行,共同皈依为最高的上帝。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心灵”,前者关乎外在的自然世界,它的特质是“必然”,造就了西方人“求真”的思维,演绎出了西方世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在西方人眼里,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索的活动,本身就是投向上帝的活动,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语)于是,探究自然的奥秘,就是把自身的有限同上帝的无限结合起来的一条必有之路。在宗教情怀关照下的西方人,对科学的探究弥漫着一种宗教情绪。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德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人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理。自从苏格拉底喊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以后,西方人就开始了对自己心灵的探讨。关注自身,造就了西方人“求善”的价值倾向,演绎出了西方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西方人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将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心灵的探讨截然分开,并行不悖。在西方人看来,科学和人文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前者关乎自然,遵循的是因果律,它始终要在现象界徘徊,离不开对经验的依赖。本体界关乎人的心灵,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关注是人的本体论生存,探究是善恶、自由、意志等专属于人的领域。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识关乎科学,智慧关注人生,人生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现象界,而要从信仰层面加以解决,它不能依赖于经验,相反,其成立恰恰在于对经验的超越。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因果律的线性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回答“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人生意义问题。人如何才能摆脱沉重的肉身,使心灵自由地飞翔?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最终归宿是什么?这些自从人具有自我意识开始就痛苦地伴随着的人类的终极问题,造就了西方人特有的悲剧情怀。而这些问题,科学根本无法回答。
   因此,西方存在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科学传统,也有着一个自觉地人文价值传统。尘世的幸福只能是短暂的,而人要洞察生死,跳出轮回,只能抛弃尘世的一切,进入上帝所属的领域。而这些只有克制肉体所产生的一切欲望才能成为现实。于是,在基督教信仰支配下的西方人,善恶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善恶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信仰来实现。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科学不能侵染信仰和价值的地盘,因为那是人的全部尊严之所在,人生的意义哪能通过因果关系推论而出?于是,事实和价值、理性和信仰、知识和智慧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各自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西方文明史上演绎着。也许,它们只有在上帝处才能真正的融合,但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二者的融合永远是一个无限的延期,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一样。
   无论是早期理性(柏拉图)和感性(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还是中世纪爆发的理性与信仰之争,还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峙,还是英美科学主义和欧陆人文主义的划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西方的两大传统。尽管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大传统融合或者一边压倒另一方的现象,但二者的调和却没有真正让人看到希望。也许,二者的深层冲突是人的二元化存在的本体论事实,在于肉体和灵魂的二律背反。
   所以说,西方有一个“仁”的传统,也有一个“智”的传统,但二者的划分是明显的,特别是康德以来,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了西方学者一个自觉的追求。科学只能停留在现象界,一旦跨入本体界就会造成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因为本体论的问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等)根本不能形成知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提供。所以,上帝存在根本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安瑟尔谟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过是理性超出了自己地盘的非法运用。同样,在本体领域内也不能形成知识,否则就是迷信或者教条。我们不能在科学领域内谈人生,同样,我们也不能本体领域内谈科学。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撒旦的归撒旦,二者只能在各自的领域内行事,不能互相僭越。
   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二者并存单却互不染指。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很容易将二者分开,且能表现出惊人的宽容。比如,研究马克思的人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其必须信仰马克思,然后才有资格去研究马克思。相反,一个人信仰马克思,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必须熟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一个婚姻爱情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德婚姻多么幸福。一个宣扬美德的人,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道德多么高尚。西方人在这方面划分的很清楚,培根写了那么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海德格尔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无论和阿伦特的爱情,还是其为纳粹效力,都成了其人格的污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哲学家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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