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有多种多
  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
  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
  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
  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单独加以考察。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
  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
  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
  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状态。
  中国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 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中心
  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
  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
  等少量物品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
  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
  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等人所说的那样
  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
  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
  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
  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
  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
  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
  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必
  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
  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
  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
  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他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
  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
  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
  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
  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乡村流氓利
  的人事安排则说明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④
  却与南美国家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使他们处于中
  意。
  的理论说明,那一年曾在报纸上稍露端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他们青睐的理论。
  却没有看到表面相似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成因:五十年代中国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状
  夺形成的,至今还无法通过中国社会的伦理追问。据我个人看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后
  原因之一。
  
  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
  英。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只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知识精英的状况下面
    政治精英集团 特指执政集团。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特点,不少是原来在计
  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人士。具体来说,国家高级官员、地方上的中高级官员、国有大
  现:中国的党政干部在社会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
  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机会。
  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血缘关系,由
  ,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有产阶级。也就是
    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
  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部分干部精英就学
  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家庭有官方背景,他们通过“一家两制”(父母做官,自己经
  则是从民间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经济精英。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不得不依赖
  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与权力层
  所要谋求的利益往往是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第三种经济精英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
  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场所和领域。二十
  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有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感觉与机会的把
  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
  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八十年
  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
  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
  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经济精英这个阶层的结构性关系,凸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私有财
  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与世界历史不同的是,按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发生于市民社会
  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但确实又没有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一点:中国对
  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惟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
    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多年来的活
  中华工商时报》,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与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表的达五千四百多人,政协委员八千五百多人,共青团委员近一千四百名,其中八届
  子,这一数目到近两年只会更多。⑥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一九九八年开始,
  ,这一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了
  九年 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基本方面却比较相似。如生活节奏较快,闲暇时间较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很高,娱
  化覆盖”,如性消费及娱乐活动等,大都是通过“经济精英”获得的。在一些经济发
  觉醒与形成,以及适应阶层生活需要的城市微型社区的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将发生
  
  
  治精英及经济精英不同的路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还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阶段性特
  起较大影响的知识精英。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不属于本节分析对象
    改革以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诗人、
  精英们由于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他们有
  了严重的分化。
  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改革之初,一篇
  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
  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
  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
    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来,随着市场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
  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
  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办事,常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部分知识
  ―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
  地在合法的统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可与之合作的其
  政府发展小汽车生产的政策与开发房地产政策的讨论中,已明显地看出部分知识精英
  ,积极进行“事前寻租”活动。前一阵网上有文章披露某著名经济学家的家族成员经
  商,而在于理论与金钱结盟后,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理论却还常常包裹在为全社会
    这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与改革前有很大不同。留美学者程晓农(方
  的分化状态,该文章将知识精英分成“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与保守派”
  前的实际情况。作者还认为,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们由于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不
  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部分知识精英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观念
  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
  述情况也是势所必然。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一点:他们混淆了“政
  利益最大化,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社会良心从来就不是政治家们考虑问
  国目前与决策圈接近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将两套游戏规则混在一起,将一些利益诉
  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少人对社会问题实际上处于隔膜状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识精英相比,在理论修养方面相对不足,他们中不少人受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很深,尤
  知识结构的理论来源来说,他们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说的保守派
    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越来越剧烈,
    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问题。根据拉美
  与彻底堕落,而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却不是靠在国际社会中对发达国家说几句“你们也
    上述几类人中的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新社会”目前的“公共权威
  
  
  
  速富起来的机遇,知识阶层职业地位相对下降,而政府机构中的办事人员、服务性工
  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间阶层(主要是从两个指标衡量,一是职业的社会声望,二
    处于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
  。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
  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
    上述人除了部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与中小型企业经理,部分个体工商业者与国家
  家,通过高等教育培育的所谓中产阶级指的就是这类人。但从他们在中国从业人口中
  日本为28(7%)
  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还看不到他们明显的社会
  
  
  益深化,中国工人阶级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企业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
  ,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他们与国家、与代表国家的机构或经营者、与资方及其代
  群体都处在骚动之中。
  力一样,被分为核心与边缘两大部分。前者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后者是城乡集体
  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
  财富,在国家再分配过程中所占份额引发的分配关系,这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
  制。在生产过程中,管理层对工人并无多少控制,工人按照自己的速度工作,管理人
  种状态。在党支部与党员的严密监督下,没有了个人生活空间,哪怕私下里说的话,
  否公正上。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国营企业工人在中国却起到了“类中产阶级”的作
  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设置了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由此产
  普通工作人员。
  以私下批评政府,不用再担心因此坐牢――在公开场合的批评除外。在国家与工人之
  地方权力层与资本。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几种类
    一、集体协约型
  )。这些企业的机构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设置这些机构的目
  任党的书记,一位没有权力但资格很老的副经理被安排做工会 ,厂长往往又成为
  与工人享有同等的参加工会的权利。从近几年集体合同履约情况来看,不少签订了集
  。更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将合同视为一纸虚文,根本不按合同条文办事,合同上写得
  职工时,请工会参与核实、签署意见,工会的意见是最后裁决。但实际情况是:某次
  职务免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因此,大多数工会 对行政违约行为不得不“谨
  谁敢去对质?还要不要饭碗?”⑨
  质量作为其首要任务,他们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工人要求维持或增加物质分配的压力上
  代以后,由于五花八门的原因――如产品没有市场销路,在贪污腐败作用下资金流向
  了一种恶性循环,失业(中国名之为“下岗”)工人逐渐增多,到一九九九年,下岗
  一数目徘徊,而实际上失业工人的总数肯定会远远超出这一数目。总之,国营企业工
  社会下层的迅速膨胀,这些都表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这类企业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结成的一种混合体,其中也有
  成了统一战线。他们对外方合伙人的看法,基本上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对国家的看法差
  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且给工人提供比赢利的大型国营企业还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对抗性的。实际上,工人的不满情绪
  就投资总额和企业总数而言,这类合资企业在中国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美国是在中国
  外资企业雇用的七百万工人中,西方合资企业雇用的人数相对较少。这类企业的重要
  金,或者能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的外国管理学校里,传授人力资源管理哲学基本原理,
  定效果,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都已逐渐明白,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非对抗性的、
    三、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
  。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
  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三至四分钟时间,且有次数限制。这类工人报
  导致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连任何防
  资冲突屡有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深圳、东莞、南海等地,劳资冲突发生率相当高
  认真落实这些法规。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
  多保持一种私人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
  干扰记者追踪真相。而每当事态严重时,如一些大火烧死了工人,事后追查时,总是
  的处理,往往在“为了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口下,葫芦提
  门。
  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他们获得一种
  许多做“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专家学者近些年来没少反映,温铁军先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其实可以概括为三大问题:
  七所四办”等一系列机构,机构臃肿,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据说征收上来的农业税
  横征暴敛。二是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现“政绩”并中饱私囊,根本不管农民的承受能
  税,目的是为了裁撤“七所四办”这些机构,以减轻农民负担。
  与现代化耕作无缘,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其产量也已基本达到极限,人多地少,农业
    三是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尖锐矛盾。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任务与农民的利益有
  这几年的选举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多流于形式,村务公开的只是少数,不少农村基层
  受乡村流氓的欺压,这种情况已在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有详细分析。
  之六十九左右。⑩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
  就业,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
  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一九九
  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
  主要侧重于谋财型犯罪,在一百九十七起犯罪案件中,盗窃六十起,抢劫二十四起,
  、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计一百四十五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百分之
  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三、犯罪
  整个待岗职工犯罪人数的百分之八十点七,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四、下岗前无一技
  无法适应社会要求。5、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
  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十多名为首犯。(12)
  着经济结构的进步与调整,设备落后的国营企业将被逐步淘汰;二是新兴企业对劳动
  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种结构性失业将是
  及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密切相关。有人预测,加入WTO以后将给中国增加一千
  因为那一千万个就业机会只适用于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下岗工人的处
  此),对职业挑肥拣瘦。更有个别专家从理论上论证这种说法,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些
  只要对中国的人口与劳动力结构、中国现在正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有清楚了解的人都
  前提,就是中国人口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正确认识这一状态,有助于加大社会救助
  逐步提高,下层阶级的孩子在支付学费上将感到非常吃力,边缘人群更无法支付,而
  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还应该采取别的措施,以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深圳等几个大城市的犯罪人员主体就是外来的“三无”人员,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至九
  得一见的详细资料。如江苏省句容监狱一位管教干部对他管下的二百零二名犯人进行
  想特点。文中谈到:在人员构成中,有“三多”现象:一是未婚犯人多,有一百二十
  三是“二进宫”的犯人多,有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另一份调查报告谈到的
  案向团伙作案转化的趋势,其中以盗窃团伙、抢劫团伙、流氓团伙的人数为多,这些
  特长便利向智能转化,则又成为农民犯罪的一大新特点。他们有的利用开中巴对沿线
  摩托车的要件。还有的利用走村串户修旧配钥匙的特长便利,多次巧妙地开锁入室偷
  多心理失衡的农村犯人,以发泄为主的代偿行为一般都控制在法律的限度之内,而自
  多数人是故意为之。有的犯人说,别人活得潇洒有意思,潦倒寂寞的我就要找一些有
  者认为:“众多深受贫穷之苦、渴望发财的农村青年,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带有很强的
  价值观错位,就极易形成颠倒的是非观,贪婪占有的‘幸福’观,亡命称霸的‘英雄
  一定的结构形式支配着犯罪行为。”另一篇由河南省监狱局研究人员张南燕写的调查
    我国的流动人口中,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
  ―村(或居民区)――邻里七级划分,据此,当今中国大陆地区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一
  “北京帮”与“白鲨帮”、江西的“赣州帮”、山西的“狼帮”等。这些地缘型黑社
  黑社会组织已形成了较严密的仿直线制组织结构,并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之
  成员间的血统关系或生理联系而形成的)黑社会组织,业缘型(基于成员间的某种犯
    我国日益增多的无业人员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庞大的后备队伍,可以预见,将来
  :对一般公民来说,最专制的政府也比最开明的黑社会组织的统治要仁慈。
  中介组织的初步发育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社
  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社会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而
  薄弱,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点:我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多数
    改革开放以前,社团组织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之下。“文革”前的一百多个全国性
  后,各类社团组织开始复活。截止一九九六年六月,全国登记在册的社团组织已有一
  发起创办的一些社团组织,如各地的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等,就是政府为了对这
  如一些行业协会,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等;三是一些联谊性质的协会,
  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众多社会团体中
  格控制下以“半官半民”的身份进行活动。许多本该由行业协会干的事情,却都由政
  政府委派,享受公务员待遇。它们大多具有两张面孔:对政府,它代表企业;对民间
  由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八年间是混乱的多头管理,没有统
  部门。一九八九年春天以后,政府认识到社团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颁布了《社会团体
  织接受双重领导,一个是登记管理机关,二是业务主管单位。一九九八年颁布新的条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所谓“三师”:会计师协会、审计师协会、律师协会。
  会计师协会代表公信,而律师的天职本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不应该与法院合流。但
  中国社会的信誉极差,涉讼双方的官司输赢,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是否违法,而是看
  不少律师承揽业务时的说话,他们所夸口的主要一条竟然都是自己与某某法官很熟,
  理人的奇事。从目前的社会评价来看,律师这一行业的社会声誉极为不佳。
  中国企业的年度审计,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及股票上市均
  改进内部管理,优化资产结构,而是政府规定必须如此做,他们形式上必须审计,以
  精神,而是会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的灵活性。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要
  的财务报告。因为行业自律太差,一九九八年全国共有四百七十八家会计师协会分别
  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五千三百多名兼职挂名人员被清理。(16)
  关于会计师出具伪证明与伪报告的事情屡被披露,其结果已导致中国中介机构的信誉
  这种强烈的信誉危机下,这一行业已开始自省,但这种“逼良为娼”的社会环境如不
    尽管社团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如不能捍卫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也
  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块以前从未有过的、社会与政府都认可的“交叉地带”,只要这
  用与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生活中为公民提供了一块非强制性
  
  
  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有极大好处:一、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
  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
  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
  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九十年代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
  。
  分化。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
  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少,
  。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等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按照世界现代化的经验
  接受主导规范即中产阶级的规范。而中国现在能够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总
  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
  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
  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
  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
  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生产破坏,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社会紧张
  
  
  报复。长期以来,选拔干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
  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国政府选拔干
  向报纸上披露一个县委书记在其任上,先后“卖”了两百多个官位就是一个例证。
  各种鱼肉人民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传媒不
  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
  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能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现代的
  着想也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
  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
  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
  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
  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低下,但降价因触及到
  如杜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
  。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
  九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造市等举措,便于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
  ,显然不利于国家长远稳定,只利于造就一批又一批暴富者。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居
  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
  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
  住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部分权力精英们努力将它凿沉,而他们早已为其家庭成员
  
  
  
  度松绑,扩大了报纸自主经营权,中国新闻业出现了政经分离化发展的趋势,但是所
  中占有一席之地。
  刊业将其称之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迫使不少报业在不触犯政
    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区别在于:前者因是吃皇粮,在编辑方针、报道内容方面都不
  为主。虽然也有少数媒体敢于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严格
  而也就在近几年,不少经济实体出面暗地里收买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买不被政府
  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门发现,或者另一方毁约,利
  来报刊业中新一轮资源重组。
  。随着网络在中国三十五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管理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
  
  
  对于将会出现的情况,也有各种预测。有极度乐观的看法,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竟
  中国消除腐败。
  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国家,大多形成了政治寡头、经济
  ,不知何以别的WTO成员国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国的腐败,而中国独享此神效?再则,
  的规矩才能办成事情。根据中国早已成为“寻租社会”这一事实,以及外国资本在中
    可以预期到的是入世以后会加速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如果说适应
  在利用入世的条件上,要比没拥有这两者的人方便得多――说得好听一点,前者有准
  区差距其实也同理:发达地区有利用机会的资源与资本,贫困地区没有)
  一步分化,一部分人会更新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经济精英们的道路复杂一些,没有
  ,如电讯业),还有一定市场份额、且有自己品牌的厂家大多会走与外国资本合作的
  尤其是技术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拥有一定市场的乡镇企业,则是入世以后最可
    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上层继续暴富,而中下层人士还
  
  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是通过“渐变”――即“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方式完成的。
  迁徙与人口流动。社会运动蕴含着某种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生
  代中后期有过社会运动的萌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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