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言九鼎,直接影响一国的主权与安全,这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影响力。
   三大机构经过百年的积累,在市场上树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政府:
   首先,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 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 R SR 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 R SR 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多数针对三大机构的诉讼都以败诉收场,因为它们的评级属于“意见”,因此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
   其次,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作为美国金融机构的“最后借贷人”的美联储,直接要求与其往来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一定要获得三大机构给出的可投资级别。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第三,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 A A等高等级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 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包括多美年(D om inionBondR atingServiceLtd.)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家评级公司为N R SR O,但是这根本无碍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 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机构极少向SE C报送相关资料,SE C的例行检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机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机构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然而所谓评级模型,其科学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怀疑。况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 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深受其害的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 he R atingA gencyA 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对三大机构的批评与指责如潮。美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要对三大机构进行严厉监管与整肃。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公布的评级机构监管方案来看,没有改变发行人付费(issuer-pay)的经营模式,因而无法解决目前评级行业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一基本问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可以保证评级机构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垄断收益,因此对政府的不改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的改革草案,三大机构都持审慎欢迎态度。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怀特(Law renceJ.W hite)认为,奥巴马政府只是抓住了评级机构的“衣领”晃了几下,然后说了一句“好好做”。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 R SR 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 R SR 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
  
  
  
  
  
  
  ●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 B B以下的“投机级”。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
   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它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 D 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
   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而中国更是全球经济冰河中极少的阳光地带,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具有浓重讽刺意味的是,当被评为“顶级”债券成为废纸,长期拥有A A A评级的美国请求拥有A+评级的中国营救之时,谁虚谁实,不言而喻。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不仅显示的是信用等级的荒谬与可笑,而且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当然,未来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也有可能上调,但是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 A A等级。而负债累累几近破产的美国却长期坐拥A A A等级,毫无降级之虞,如此美国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而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三大机构不仅影响中国的融资成本与国家形象,而且还积极引导、诱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于是乎,中国金融机构都努力随着吹笛者的节奏而起舞,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又给境外投资者压低中国金融机构的报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三大机构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业之后,面临三大机构全面掌控、垄断的危险。信用关系正在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如今,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评级话语权,掌控中国金融稳定的命门,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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