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一.“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三.“软刀子”在行动
  一.“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杨斌先生在《警惕美国隐蔽经济战的严重威胁》一文中引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胜利──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的一段话:“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原来美国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鲁迅曾说过:“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休克疗法”药方再厉害,俄国人不吃就一文不值。而俄国人之所以肯心甘情愿吞下毒药,关键是本国“专家权威”们的赞同。没有俄罗斯内部“自己人”的配合,美国人的戏法根本玩不转。可见“软刀子”的要害在于有内因配合,只有里应外合才能奏效。这些配合“软刀子”的“内因”们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从客观效果上讲就是“软刀子”的操刀手,与“帮凶”无异。
    迄今为止,世界上靠着中国不强大不富裕才得以混日子的国家集团多的是,而把主要既得利益建立在中国繁荣富强的基础上的国家集团才刚刚萌芽。因此有人念念不忘阻止中国兴旺发达毫不奇怪。中国越强大,这些人就越难下决心跟中国动“硬刀子”,也就必然越加指望“软刀子”。刁德一指望新四军从芦苇荡里自己走出来,这些人指望中国吃错药自己垮下来。有俄罗斯前车之鉴,中国人难道不该当心?也有人故意给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开毒药方、下“软刀子”吗?砍向中国的“软刀子”可以说闭上眼一个没有,睁开眼形形色色,就看中国人肯不肯正视。
    又比如“引进外资”。外资有来投资的,也有来投机的。投资性资本要按规矩赚钱,就不能不搞好管理,这种资本是积极的,应该欢迎。而投机性资本则只是为了来捞一票就溜,所以总是惟恐金融票据市场天下不乱,趁火才好打劫,浑水才能摸鱼。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性资本的杰作。同样是水,“细水长流”滋润万物,“洪水泛滥”则是灾难。投机性资本纯粹是祸水,只会到处捣乱,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严加控制防范。美国自己对投机性资本就有一整套防范措施。如买卖股票,赔了自然活该,赚了就得上税。股票买进卖出的间隔时间越短,税率越高,只有间隔超过到一定期限后才有资格享受最低税率。这实际上就是对投机性资本的一种制约(对股票刚买就卖的基本是投机性资本)。目前国际上资本金融管理的游戏规则基本上全是美英包办的,只有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才深知其奥妙但又决不会倾囊相授。很多微妙的管理细节不经过长期研究检验很难一一吃透,盲目照搬照抄很容易上当。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被金融危机闹得那么狼狈,关键原因之一是盲目“与国际接轨”,指导方针和管制体系有漏洞而不自知,被人家钻了空子,大赚一票后扬长而去。鼓吹中国应该囫囵吞枣,不管投机投资见到外资就盲目引进,这也是一种“软刀子”。
    有些中国“精英”现在很热衷于“一切与国际接轨”,而且无条件、无保留。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中国应该学哪种?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威胁“兵端不难屡兴”,兵不血刃,一下子就割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九.一八时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理由之一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结果用整个东北只换来“国际联盟”对日本毫无约束的一纸谴责声明。
    蒋介石想靠美国人打败日本,却被美苏在雅尔塔拿中国的主权做了笔交易。蒋介石不敢推翻这笔交易,又不敢直接承认外蒙古独立,便耍小聪明要外蒙古“民族自决”,被苏联顺水推舟,拉着他一起去监票。不折不扣“叫人家卖了,还去帮着数票子”。
    翻翻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因依赖外国,或因盲目寄希望于外国而吃的亏往往比人家直接用武力来打还大。再看看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结论:不能盲目迷信依赖外国。“与国际接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无原则、无条件、无防范。鼓吹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本身就有点“软刀子”的味道。
  二.最大最毒的“软刀子”
    中国人喜欢“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优,败了就是劣,其它全是废话。几百年来西方白人打遍全球无敌手,其它一切有色人种无不屈服,莫能抗衡。于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后来有些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发话屁都不敢放一个。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屠杀,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顶天立地奇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想见识什么叫“精英”级“软刀子”吗?这就是。
    人生在世,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支柱。没有物质,人不能生存;没有精神,人不成其为人。没有人类的创造和需求,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财富。人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与人的精神财富密切相关,精神财富越足,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越强越持久,反之越弱越短暂。物质财富是死的、被动的,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精神财富是活的、主动的,能够主导未来。“事在人为”,而人有精神才能有所为。一个民族物质上弱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奋发图强来改变;如果精神上弱那才真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将来。当然,想到的事不一定做得到,但想都不敢想的事则一定做不到。精神上的强者与弱者并不难判断:但凡有事,弱者求人,强者求己;处于逆境,弱者怨人,强者励己。看看在台湾的国民党描述中国抗战史的纪录片,简直满目凄凉,一派丧气,除了怨天就是尤人:怪中国穷,怪满清留了个烂摊子,怪美国援助太少,怪共产党不听话,怪日本太强大……说来说去都是自己吃败仗有理,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凭这精神状态,国民党丢了中国大陆一点都不冤。就这样还没学会好好吸取教训,难怪搞得现在自己最后一点立足之地都岌岌可危。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了。前80多年(1840-1921)中国精神上处处被动挨打,物质上也就江河日下,从“天朝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破产;精神上从妄自尊大、盲目乐观一步步走向彻底崩溃。后80多年(1921-2003)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在精神上彻底转弱为强,物质上也就从没落走向复兴。中国人首先扫荡了一切盲目自卑自负的错误心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精神上的强大一步步导致了物质上的强大。星星之火变成了一个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月”的世界核大国。古人云“一言兴邦”,这就是例子。而当年苏联物质力量不可谓不强,一旦精神上自我否定,“改换门庭”全盘西化,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言丧邦”,这也是例子。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精神崩溃了,物质力量再强又有何用?要成为强者,首先精神上必须是强者。古今中外所有的强国没有一个是自然而然消极被动就稀里胡涂强盛起来的,无一不是“奋发图强”。不“奋”不“发”,不“图”不“强”。精神上连图强的勇气都没有,那除了等着别人来收拾还能干什么?
    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照样派系林立,照样有内斗,有时也闹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人家一致对外从来不含糊。只要有事,什么内部矛盾全都要服从于民族利益大局,从来没见哪党哪派勾结外敌对付私敌的。以色列国土虽小却成了世界上的“微型超级大国”,首先要归功于以色列犹太人一致对外的自觉性。这样的民族再小,又有谁敢小瞧?本民族人向着本民族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是天经地义,偏偏到了某些中国人手里就变了,勾结异族吃里爬外、同类相残还振振有词。有些中国人号称“精英”,却整天专门跟中华民族过不去,想方设法专跟中国捣乱。连对他们自己的同伙也照样咬成一团。为了抢夺洋老板赏的几根肉骨头“资源”,相互打得“落毛与尘雾齐飞,口水共长天一色”。这号赖皮狗谁能瞧得起?在民族问题上中国人不向着中国人,必定里外不是人。不能一致对外的国家永远令人瞧不起,因为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永远成不了气候。中国要成为强者,必须坚决克服各种分裂势力的破坏,形成一个拳头一致对外。
    有人攻击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是“外国出枪,中国出人,为外国利益牺牲中国利益”,这是胡说八道。外国侵略中国侵略了一百多年,已经侵略惯了,怎么可能说停就停下来?人家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见得多了,早就不当回事了。就凭你说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家就马上变乖了?倘真如此,当年何来鸦片战争?况且这样一来那些政府在自己国内也交不了帐。人家通过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较量得出结论:“中国不堪一击”,所以肆无忌惮侵略中国。不改变这个结论就不能制止侵略,而不经过较量就不能改变这个结论。新中国既然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侵略,那不管有无朝鲜战争,中国迟早都会因为反侵略而与侵略中国的外国发生较量。这就是战争。通常这种战争几乎肯定要在中国领土上打,战争的破坏和灾难全落在中国人头上。“日俄战争”是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为外国利益开战,不管谁赢谁输,战争的破坏和灾难都由中国兜着,中国有输无赢。对这样的结果,那些攻击“抗美援朝”的“精英”们倒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意。“抗美援朝”则是在外国领土上打保卫中国利益的战争,既捍卫了中国的利益又避免了中国本土遭受战争破坏,中国有赢无输。这种结果却使“精英”们耿耿于怀。这帮“精英”们到底替哪个国家着想?这些人似乎很习惯“外国出钱出枪,中国出人,在中国发生战争,让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保卫外国利益”;难怪对“中国出钱,外国出枪,中国出人,在外国领土上让中国人打外国人以保卫中国利益”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此愤愤不平。
    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何来今日的“神州”飞船?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扫盲运动和全民义务教育,何来今日中国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科技力量和劳动力?正因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使西方国家认识到经济封锁封不住中国,反而要断送自己在中国的一切利益,所以才改弦更张。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奠定了各种软硬件基础,中国才得以具备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种种优势,使在中国投资容易迅速见效,因此才能吸引各种建设性投资,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出极其有利的大环境。不承认中国今天的繁荣来自毛泽东的人不仅是不懂得“饮水思源”,不仅是“过河拆桥”,而且根本是不知好歹。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保持中国今天的繁荣,更无法应付正在袭向中国的新危机──台海危机。
    一旦“台独二鬼子”设定“台独”时间表,摊牌便进入倒计时,中国想“韬光养晦”也不成了。那就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时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再来一次“马关条约”,放弃台湾,任人宰割,再度沉沦;要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然,日本人暗中出马,中国人也用不着明着宣战。反击“台独二鬼子”就是抗日,揍在“台独二鬼子”身上就是揍在日本大鬼子心上。形势所逼,中国没有选择,不存在上不上日本人的当的问题,美国则难说。日本的如意算盘能否行得通,要看美国的算盘怎么打。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中国是为主权而战,美国是为霸权而战。主权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整体人权的总集合。整体人权丢了,个体人权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主权问题是生死问题,打的是生死仗,只能不惜代价;霸权问题是利益问题,打的是生意仗,不能不惜代价。打生死仗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打生意仗是唯利是图,进退自如。但“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所以打生意仗得斤斤计较,边打算盘边打仗:中国是否直接威胁了我的世界霸权?世界上还有没有其它人威胁我的世界霸权?丢了台湾会不会丢掉我的世界霸权?保住台湾又能不能保住我的世界霸权?为保住台湾跟中国开战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赔上老本以至于他人渔翁得利白白捞走我的世界霸权?如果保住台湾却丢了世界霸权合算不合算?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怎么办?如果兵力被拖在台湾海峡动弹不得给其它地方恐怖组织可乘之机怎么办?如果把中国逼急了全世界卖核武器怎么办?如果重新封锁中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利益和代理人从此全部丧失怎么办?……对这一连串芝麻西瓜谁大谁小之类的定义和选择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管不了,但美国的决心怎么下却实实在在取决中国的实力和意志。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建议,一是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使中国至少倒退五十年;二是决不能派兵登陆中国,因为“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会影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一驾被击落的U2,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
    有人借口“大跃进”否定毛泽东。这些人从来不承认如下事实:一.毛泽东搞“大跃进”本来目的是搞建设,不是搞破坏;是想造福,不是想造祸,更不是蓄意制造饥荒。蓄意在中国制造饥荒的人是那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的人,是那些在中国出现饥荒时故意逼中国用食品还债的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中国制造饥荒,采取那样的措施就是为了得到那样的后果,目的与后果完全一致,他们才属于蓄意犯罪。二.灾荒发生后毛泽东是尽力救灾,而在此时拼命反华、武装侵犯中国的人则不但是见死不救,而且是趁火打劫,阻止毛泽东救灾。没有这些人的破坏捣乱,中国的灾情不会如此严重。三.毛泽东再也没有重复过同样的失误。而指责毛泽东造成中国灾荒的“精英”们则现在都还天天全力以赴要把中国搞崩溃,企图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灾荒。他们甚至满腔热情想象着中国崩溃后出现大规模私刑仇杀、血流成河的情景,无限憧憬着中国崩溃后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后果。他们才是真正的蓄谋犯罪,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现行蓄谋犯罪。
    1807年,美国总统杰佛逊指示美国战争部,如果印地安人抗拒白人强占自己的土地,就必须用“斧头”(hatchet)对付之。他在1807年8月28日给战争部长亨利.迪班(Secretary of War Henry Dearborn)的信中说:“只要我们对(印地安人)部落举起斧头,那在其被灭绝或被驱赶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决不放下斧头来。”(if ever we are constrained to lift the hatchet against any tribe, we will never lay it down till that tribe is exterminated, or driven beyond the Missisipi.)(见美国国会图书馆Thomas Jefferson :The West: Jefferson expresses concern about Indians,。)他还说:“一旦打起来,他们(印地安人)会打死我们一些人,而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in war, they will kill some of us; we shall destroy all of them)”。1813年,杰佛逊又宣布要把印地安人“要么消灭掉,要么赶到白人去不了的地方。”(pursue (the Indians) to extermination, or drive them to new seats beyond our reach)(见Thomas Jefferson to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813. ME 14:24,)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下令一次就绞死38名达科他州苏族印地安人,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一次处决人数的最高纪录。被处决的大部分是无辜百姓或部落的头人,没有一个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见Brown, Dee.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70. pp. 59-61)不要以为美国的种族灭绝只是遥远的过去。直到二十世纪,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还说,“我不认为死掉的印地安人才是好的印地安人,但是我认为他们十人中九个如此”(I don’t go so far as to think that the only good Indians are dead Indians, but I believe nine out of ten are, and I shouldn’t like to inquire too closely into the case of the tenth”)(同见Stannard, David E. AMERICAN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精英”们起劲咒骂毛泽东“制造饥荒灾难”,却从不谴责对中国搞经济封锁、逼债破坏和武力颠覆等真正蓄意制造饥荒的罪魁祸首,从不谴责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犯,从不谴责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旅顺屠城、江东六十四屯、八国联军、“九.一八”、“七.三一部队”、“平顶山大屠杀”……等无数蓄意侵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从不承认是毛泽东使中国永远避免了这些灾祸重现。在他们嘴里,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犯都是大好人,使中国转弱为强的民族英雄倒是大罪犯,对印地安人搞种族灭绝的真正罪犯则成了“人权卫士”和“民主典范”。总之谁救中国他们骂谁,谁害中国他们夸谁,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真是不要脸的人专说不要脸的话,厚颜无耻到了家。有人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为理由否定毛泽东。这些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倒底还有没有阶级,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没有,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就错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根据。反之,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没有过时,就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谁说中国现在没有阶级?起码两大阶级:创造财富的劳动阶级,以及掠夺财富的剥削阶级。凡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保护这些财富的就是劳动阶级,包括“打工仔”,科技工作者,靠正当经营发财致富的工商业者以及为劳动阶级服务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凡是不事创造,专门巧取豪夺它人创造的财富的就是剥削阶级,包括各种贪官污吏,奸商恶霸,骗子流氓等等。一个要创造,一个要寄生,一个要掠夺,一个要反掠夺,这怎么可能不斗争?不但斗,而且斗得你死我活。过去大家都靠工资吃饭,经济起点相差无几。忽然之间有人暴福,那其原始资本从何而来?如果是凭真本事加好运气,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搞发明创造,搞正当经营,搞改革创新,或天生丽质、特异功能,或“红光照在天灵盖上”买彩票中了大奖,那样发财无可非议。如果是来路不正,见不得人,那就必然怕被发现、被追究、被惩罚。比如贪官污吏虽然能利用职权横征暴敛发横财,但只要中国政权的大局不变,那他们就不得不时时为自己的财产和脑袋担心,怕有朝一日行为败露人财两空。结果即使拥有庞大财产却往往心虚胆怯,花不敢任意花,存不敢放心存,不得不想方设法安排后路。快捷方式之一是把钱弄到国外去。但这样做风险高不说,“效益”也差。更主要的是这些贪官们逃亡国外动用赃款之日,就是他们国内身败名裂之时,从此即使能身居海外却再无赃款来源,只能在坐吃山空。况且贪官们把财产转移到海外无论是存是花都太麻烦。有个笑话:老师让学生对对联,上联是:“天上下雨不下水,雨到地上变成水,变成水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下水。”学生对曰:“人们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贪官们则是“漂白赃款多麻烦,何不大家都变赃”。美国富豪中现在流行一句话:犯法的人是蠢蛋,真正的聪明人不犯法,只是通过政客把法取消。同样,贪官们一旦成了气候,必然要极力改变大环境,使贪污腐化剥削合法化、制度化。如果阻力太大,那就要来个釜底抽薪:改朝换代,一场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谁也查不清谁的经历来历,见不得人的窃贼从此摇身一变成为合法巨富,不义之财由此漂白。这正是前苏联贪官们走过的路。前苏联人民不可能容许他们如此掠夺属于大家的财产,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海外势力的帮助,实际跟西方各国做了笔交易:让苏联解体,换取海外势力承认自己的既得利益。前苏联的剥削阶级如此,今天中国的剥削阶级必然也要如此。他们不会真正反对“中国崩溃”,不会认真反击针对中国的“软刀子”,只会利用各种方式引诱中国走向崩溃,换取国外势力承认其既得利益。对中国的劳动阶级来说,“中国崩溃”意味着国破家亡,大灾大难,而对于中国剥削阶级而言,“中国崩溃”意味着保住自己的非法所得并发国难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根本利害针锋相对。同一个上层建筑领域却处处分为两大阵营。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的为劳动阶级服务,有的为剥削阶级服务;有的勤勤恳恳为民谋利,有的巧取豪夺假公济私;有的光明磊落为共产党赢得荣誉,有的贪赃枉法还让共产党去给自己背黑锅。同样是专家学者,有的发明创造,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主张中国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有的鼓吹中国无条件模仿外国,彻底自由化、私有化;有的大声疾呼廉政高效,有的主张“腐化有积极作用”……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伙国蠹民贼和娼妓学者就是如此这般败坏了共产党和中国学术届的名声。这就是阶级斗争,是涉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一切只有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能透彻解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要安定团结,他要“中国崩溃”;你要改革开放,他要“全盘西化”。你要当领导阶级主人翁,他要你当“弱势群体”“打工仔”。什么“民运精英”,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什么“假冒伪劣”,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对日新思维”,全是剥削阶级向劳动阶级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一点也没有过时。离开阶级斗争这条总纲来对付这些进攻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穷于应付,处处被动。
    过去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有产无产,有产就是剥削阶级,是专政的打击对象,无产就是劳动阶级,是专政的依靠对象。现在提倡劳动致富,靠正当劳动创造而发财的不能算剥削阶级。新形势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打击对象与依靠对象不可能再简单地以有产无产来区分,而只能以取得财富的方式来区分:靠劳动创造财富就是劳动阶级,是专政的依靠对象,侵吞它人财富的就是剥削阶级,是专政的打击对象。同是发财,“华为”、“海尔”、“长虹”等创造了中国的世界名牌的企业的负责人与赖昌星、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就完全不是一类。前一类富人应该是韩信点兵──多多亦善;后一类富人则应该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当然,实际情况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有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剥削它人财富的,具有两重性。对这样的人则应既打击又保护,打击其剥削的一面,保护其创造的一面。盲目崇富错,盲目仇富亦错。简单以有产无产为标准区分专政对象,只能得出“越穷越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错误结论,打击人们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只有把专政对象锁定为专门靠掠夺它人劳动果实为生的剥削阶级才能真正打击阻碍社会进步的敌人,保护并鼓励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在这一点上虽有失误,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再需要了。既然阶级斗争依然存在,那取消专政就只能导致剥削阶级肆无忌惮稿垮中国,劳动阶级的一切都保不住。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依然有效。
    总之,赞同“软刀子”属于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能用物质的力量来解决。赞同“软刀子”的人原则上不能当成敌人来打击,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是与敌人有意勾结、充当文化特务、谋略间谍或因跟利益集团暗中有交易而蓄意煽动等。但那已经属于“硬刀子”,有刑律管着,不属于单纯“软刀子”的范畴。如果把“软刀子”跟赞同“软刀子”的人混为一谈,简单把赞同“软刀子”的人当成敌人来打击,必然导致“因言获罪”,闹出“文字狱”来;必然搞得人人自危,为小人借机挑拨离间诬陷好人大开方便之门;必然混淆敌我,“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患无穷。这正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而“软刀子”虽然厉害,但只要被识破、被唾弃就一文不值,造不成损害,这就够了。现代军事技术是“能发现即可击中,能击中即可消灭”。“软刀子”则是能识别即可反制,能反制即可破解。所以破解“软刀子”关键在于识别,重在对事,不在对人。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付“硬刀子”尚且如此,对付“软刀子”更应如此。尽管未能找到对付“软刀子”的正确办法是毛泽东最令人痛心的失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着眼点也错了。毛泽东曾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创建了新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一是对付了“硬刀子”,二是对付了“软刀子”。毛泽东警觉到了“软刀子”的危害,试图战而胜之,这个探索方向并没有错,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理论和具体实践。但这是毛泽东的局部错误,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其它部分也跟着错了。继承毛泽东思想,不继承这错误的部分就是了。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不断继承精华,去除谬误中发展的。我们学习牛顿三定律,并不用学习他“地球转动是上帝踢了第一脚”的理论;学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并不用继承他对原子裂变理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的理论除了“文化大革命”这部分外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为什么不能继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有企业”莫名其妙变成了经济界的过街老鼠,几乎人人喊打。有些经济“权威”干脆宣布“不值得为国有企业花时间”,“改革开放就是消灭公有制”,“国有企业私有化越快越好”。真不知道如此一来制造“神舟”飞船的国有企业是不是也该贱卖给他的关系户?中国的核工厂是不是也该请外国人来入伙,分享中国的核机密?中国的核潜艇工厂是不是也该对外拍卖?整个中国的国防工业骨干企业全是国有企业,按照这些“权威”的逻辑,到底是该拆光卖净,还是该拱手让给洋人?中国的胶片工业全被外资吃掉了,那今后中国侦察卫星所用的特种胶卷是向外国买,还是把自己的配方先让外国人过目审查再请人家帮着造?美国要摧毁中国的战略工业就得计划动用不知道多少批次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而几个中国内部冒出来的经济“权威”嘴皮子一动就把这些工业的生存基础从理论上一扫而光,起到对方导弹轰炸机核武器都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何等的“伟大”!
    “精英”们有一句时髦话:“如果得不到外资的资助就根本不可能参与竞争,更不会有什么技术优势,就无法生存。”换句话说中国只有靠外资才能现代化。所以“专家”们不遗余力鼓吹“适应全球化”、“与国际接轨”,一切服从吸引外资。问题是外资到中国干什么来了?是来帮助中国强大起来好跟自己竞争,还是来使中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假定中国真能“全盘西化”,靠外资实现了现代化,那前景是中国变成了又一个美国。但美国能欢迎世界上再出现一个美国吗?蜂巢中的蜂王一出世,第一件事就是咬死其它尚未出世的蜂王,确保自己的王位;当了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最大战略目标就是搞垮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确保自己世界超强的地位。希特勒当政时德国有一帮反纳粹人士暗中跟英国联系,希望取得英国支持推翻希特勒,免得德国被希特勒引向彻底灭亡。英国却把这些人向希特勒和盘托出,借希特勒之手消灭之。英国关心的是消灭自己最大的竞争者,而不是挽救德国。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曾对美国记者引用一句美国谚语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对美“新思维”:“打不过,就入伙”(If you can not beat them, join them),满心希望投靠“美国老大哥”便可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杨志想入伙水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要他先立下“投命状”,杀个人再说。苏联想改换门庭,美国开出的“投命状”是前苏联的项上人头,外加一贴“休克疗法”的蒙汗药。“投命状”一交,苏联不复存在,堂堂超级大国顿时脚软筋麻,几乎眼睁睁等着被人剁成人肉包子馅。美国并不愿意俄国富强起来威胁到自己的霸主地位,所以想入伙也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可能不可能被真心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只能真心容得小伙计,容不得大块头。块头大了人家就要防你一手,免得你反客为主,把自己吃掉。办法一是让你四分五裂,分而治之,让每一小块都只能听吆喝,想反也掀不起大浪;二是用各种手段把你牢牢控制在手心里,叫你插翅难逃。美国在日本有驻军,不怕日本脑后有反骨,所以还容得日本这个大块头,否则照样放心不下。欧洲分成几十个小国时欧美矛盾不大,而一旦欧洲走向联合,美国马上开始警惕,欧美矛盾也开始不断加剧。这说明即使同是白人,同属一个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国家也照样“一山不容二虎”。中国想入伙,也该看看苏联的前车之鉴,掂量掂量自己的条件再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是超级大国。重新崛起则又将是超级大国。对于西方这还有一个更难受的含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不靠侵略掠夺,照样超级大国。这将粉碎西方的一个基本信念:弱肉强食才能兴旺。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块头加上这么深远的影响,美国欧洲吃得消吗?只因为中国没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传统,又隔了个太平洋,所以美国才勉强能够接受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前景,开始有人设想如何跟崛起后的中国共处。但这已经是美国能接受的极限了。要指望人家帮你强大起来那才是异想天开。你跟人家是种族接近还是文化同源?是同仇敌忾还是风雨同舟?如果是“武大郎攀杠子──哪头都够不着”,那凭什么认定人家会对中国另眼相看,不帮老毛子富强却帮中国富强?再说了,中国想变成先进大国,那先进技术得是“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才行。靠外资现代化,即使人家愿意,也顶多“人家有的你才能有,人家没有的想给也没有”。何况实际情况是“人家不要的你才有,人家保留的你再要也没有”。所以中国人最好还是头脑清醒一点,对形势有个冷静估计,别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以为可以靠外资实现现代化。引进外资是加速发展的一个手段,但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回顾一下,凡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技术,中国没研究出来时西方总是实行封锁,而一旦中国自己研制成功,西方马上送货上门,廉价竞争,技术上封不住,就用商业竞争来挤垮,归根到底是让中国无法掌握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力。凡西方严密封锁的产品,如“两弹一星”、核潜艇、“神舟”飞船等等,中国自己都搞得都很有成效,而凡是西方“大大方方”地开放的产品,如小轿车、计算机芯片、大型客机等等,中国的产业无不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外资对中国的这些核心技术的研发生产能力的实际作用是促进还是扼杀?想依赖外资实现现代化,是不是缘木求鱼?……
    “精英”们总是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老亏损,资不抵债,无可救药,只能贱卖处理。如果真是全部如此,那买的人岂不就赔了吗?如果一个企业真是“朽木不可雕也”,那到了谁手里都是“烂泥巴扶不上墙”,怎么可能在一家手中就赔本,到另一家手中就赚钱?天下有哪个资本家愿意做赔本生意?可为什么“精英”们一打算甩卖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人迫不及待抢着收购?难道他们都犯傻吗?美国常有炒家玩这种把戏:收购一个企业,把研究发展、质量管理、客户咨询服务等部门以及其它不能立竿见影的辅助管理部门全部“精简”裁撤,企业直接成本自然立刻下降,账面上的经济效益马上直线上升,企业的股票随即升值,炒家乘机脱手全部股票,大赚一把。本来好好一个企业一下子给搞得元气大伤,奄奄一息,但炒家才不管这一套呢,反正他已经赚到了。现在显然有人把这套把戏玩到中国国有企业头上来了:利用不公平竞争,把国有企业逼入困境,借机廉价买进,大批“精简”人员、提高企业账面价值后再倒卖出手,从中大捞一票。至于企业的命运,职工的死活则根本毫不在乎。折腾了半天,企业垮了,职工下岗了,只有炒家赚了,这算什么“改革开放”?这不叫“改革”,这叫破坏。庸医治驮背的办法是把人弄死扳直,日本鬼子治中国人霍乱的办法是把人烧死或活埋,“精英”们“改善”国有企业的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全部砍光卖掉。这到底是治病还是杀人?
    要比较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采用同样的标准。国有企业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除了经济活动外还承担了多项社会服务功能,包括组织群众、人员培训、劳动保护、思想教育、矛盾调节、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文体娱乐等等。其最大社会效益就是促进社会安定,避免矛盾激化,把社会不安定因素降到最低,减轻了治安警察的负担。另一个作用就是纽带作用,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之间的中国人之间有某种有机的粘合交往,使这部分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国有企业的党、政、工、青、妇机构作用发挥正常的地方社会必然相对安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没有这种社会服务功能,其成本自然要小得多。指责满载的大卡车不如小轿车或摩托车那样省油灵活,这公平吗?西方社会照样有社会服务系统。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主要粘合剂一是教会,二是小区(Community),三是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之类。这些机构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相互了解,同样起着融合民众、安定社会的作用。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国营企业跟西方企业单纯比账面上的经济效益本身就不公平。要公平比较效益,就应该把西方教会、小区和其它社会服务机构所需的成本也包括在内。说国有企业承担社会服务功能不合理,是“政企不分,职责不清”,要通过改革分开,这是一回事。但借口改革把社会服务功能一笔勾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精英”们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变成西方企业那样的纯经济组织,只管赚钱,不管其它,对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则一概不闻不问,实际是“以钱为纲,全面砍光”。中国有条件建立美国那样的由教会、小区、全国性的俱乐部或其它组织团体组成的社会服务体系吗?既然没有,那就等于取消了那些社会服务。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具体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高了,但整个社会则到头来要为这些企业的“高效益”付出代价,代价一是社会安定,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总之对这种新形式下的社会问题和民工潮应该学大禹治水,改堵为疏;而不应该学大禹他爹,只知堵截;更不应该撒手不管,任其泛滥,酝酿动乱。这也许会影响局部单位的效益,却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总效益。“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从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资本主义”则从资本利益角度考虑一切。但资本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资本自身的最大利益又不得不把资本活动与整个社会的相互交链影响的后果计算再内,结果“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来点社会主义。“精英”们借口“经济效益”而一笔勾销必要的社会服务,对因此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置若罔闻,让整个社会自行消受,不仅是等于“随地大小便”,只管自己通畅,不顾他人死活;而且是等于让义合团靠血肉之躯承受洋枪洋炮,让花信少女靠处女膜抵御强奸。一个国有企业被拍卖之后其党团组织要么不复存在,要么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对这个单位这部分人的组织领导就此结束。等到所有国有企业拍卖完毕,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的实际组织也就消灭完毕。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既不受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管又不受共产党在城市的组织管,共产党两头皆空,又丧失了对这部分人的领导权。前苏联是一举打倒共产党,中国的“精英”们是逐步打倒共产党。一个是“批发”,一个是“零售”;一个是一刀两断,一个是零刀碎剐。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在“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益”的大旗掩护下“悄悄的干活,打枪的不要”。所有主张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增加不安定因素,酝酿社会动乱,打倒共产党。“咬狗不叫,叫狗不咬”,“精英”们的“软刀子”不声不响在行动,刀刀都在促进“中国崩溃”。其危害比李登辉之流的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严重得多。国有企业要不要讲经济效益?当然要讲。但要讲效益,头一条就是不能“狐狸看鸡圈”,必须杜绝管理人员贪污腐化,监守自盗,否则鸡再多也不够狐狸偷的,何来效益?中国过去的管理制度只强调过程,不强调结果。只要合乎手续,赢利与否无关紧要。西方的管理则强调结果,不拘泥过程;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赢利,经营手法可以不拘一格。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买棺材有钱,买药没钱”,谁也别想随便做主,不容易贪污却容易浪费,办坏事不易,办好事更难。这种荒唐制度确实应该改革。但“精英”们一改则什么规章制度也不要了,企业一切老总说了算,公款成私库,不是狐狸也变成狐狸了。“精英”强调要学西方赚钱经营不拘一格,却绝口不提人家征税也同样不拘一格。美国企业老总享受的企业提供的高级服务,如公司专车,高级停车位置等都要按价计入个人应税收入,不能豁免。企业对外应酬费用也不允许全部实报实销,超过一定范围的就要算个人的应税收入。人家的逻辑是:你实际享受到了这些服务和消费,就相当于你有了相应的收入,就应该纳税。至于个人工资单上是否真收到相应的钱并不重要,无非等于钱没过手就花掉了,属于非工资形式的额外收入,所以必须纳税。此外抄股赚头、银行利息、债券收入等等都要征税,拥有房地产要交不动产税,赌博赢了要交所得税,受礼要有赠与税,否则就要由送礼的人另交同等金额的赠与税。你实际占有的财产与享用的服务越多,所要交的税也就越多。既然中国要学西方的管理原则,那也应该同样实行人家的税法原则,计算应税收入时要包括实际占有和享用到的财富和服务的价值,而不仅仅统计有形的金钱收入。头头脑脑们凡是超出业务活动最低需要之外的公款吃喝、公款旅行等耗费都必须折合成个人的实际收入而纳税,不得豁免。打牌、赌博、赠礼等方式的收入都必须申报上税。“第二套房产”之类则不能享受跟自用住房的同等税务待遇。这对制止公款吃喝、公款旅行、贪污受贿等歪风有利还是不利?对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助还是无助?在丹麦请公职人员喝杯咖啡是联络感情,可以容忍,但请吃饭就算行贿受贿,要追究。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规定,那行贿受贿的风气会越来越盛还是越来越衰?“精英”们主张不拘一格地赚钱,却不主张不拘一格地纳税;主张西方的管理原则,却回避西方的税务原则;摈弃中国的管理制度,却保留中国的税法漏洞,哪个对自己有利就要哪个,“撒尿擤鼻子──两头都拿”。就凭这副奸商德性,怎么能指望他们公平合理地搞社会改革?又怎么能指望靠他们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上访的下岗职工与其找政府部门上访,不如找“精英”们上访。既然你只设计失业不设计就业,又高高在上不屑深入社会了解现实问题,更不积极考虑如何解决问题,那就干脆把问题送货上门,促进你积极考虑,免得你只想拉屎不想揩□。强调结果就得面对结果,“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既然要学西方管理原则,强调效果,那就彻底按效果定是非。这方面中国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判例:“子有余财而父贫为盗,大不孝。斩!”同理,“国有企业负责人家有横财而企业破产,必不廉。查!”谁来查?因企业破产而下岗的职工来查,至少要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现任的企业负责人要查,前任及顶头上司同样要查,免得有人先把企业底子淘光了再弄个替死鬼来顶罪。这是什么逻辑?战场纪律的逻辑,打胜仗的逻辑。上战场守阵地,没命令退就必须死守,与阵地共存亡。人亡阵地失便罢了,阵地丢了人跑了就是临阵脱逃,战场纪律是就地处决。把个国有企业交给你管就是交给你块阵地守。企业垮了你自己没发财算是“人亡阵地失”,企业垮了你却发了那就是“人在阵地丢”,不执行战场纪律就够便宜的了,查你的帐有什么不应该?过去英国皇家海军的老传统是军舰若沉,舰长要把自己绑在军舰上一起沉下去同归于尽,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失职。现在虽不兴这一套,但至少得证明你没有从企业的破产沉沦中得到好处吧?查出贪污自然刑律伺候,查出清白虽不惩处,但从此几年之内不得再经营管理。因为第一,你不称职。西方企业消化被兼并的企业的用人原则和旧中国军阀收编投降军队的原则差不多,基本都是要兵不要将。兵可以改造,将不可救药。败军之将,何以再语勇;亡国之臣,何以再言谋;破产之辈,何以再经营。不懂经营就老老实实打几年工去再说,别连累别人。让人下岗者自己也下岗,也算是个交代。
    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精英”们的馊主意哄得团团转?因为迷信,迷信“理论权威”和“专家精英”的头衔。“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因盲目相信“理论权威”和“专家精英”而吃大亏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廉颇引兵抵御秦军本来打得好好的,赵王却偏偏信不过这位实战经验丰富但理论上不耀眼的老将,撤掉他换了个理论上头头是道、辩起来连其老父都不是对手的“权威”“专家”赵恬。结果长平一役,这位“纸上谈兵”的“精英”一下子就断送了四十万赵军的性命。诸葛亮精明一世,兵出祁山捷报频传,偏偏却把镇守街亭要害的重任交给了“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理论权威”马谡,让有经验无理论的王平打下手。结果马谡拒谏失街亭,诸葛亮满盘皆输,前功尽弃,差点被俘,不得不唱“空城计”,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反围剿连战连捷,本来局势很好,偏偏来了一群吃过洋面包、有着洋学位的“理论权威”,一口咬定“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土包子没学历,不配指挥打仗”,只有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硬是撤了毛泽东的职,换上洋专家来指挥“现代化战争”。结果一败涂地,三十万红军剩不到三万,靠了毛泽东重新指挥才免于全军覆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不至于混不下去,偏偏迷信盖达尔、丘拜斯这些“经济精英”,请来“世界经济权威”、正牌子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搞“休克疗法”。结果恰恰就是这些“专家”“精英”们把俄国人整惨了。中国闹“非典”,盲目迷信“权威”院士的“依原体”专断结论害得中国抗“非典”全局误入歧途,狼狈不堪,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好不容易才挽回局面。中国从一穷二白起家奋斗了几十年,在最严厉的经济封锁条件下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许多尖端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偏偏突然冒出一堆改革“精英”、经济“权威”来到处指手画脚,说中国过去一切全错了,应该推倒重来,卖光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全面私有化”“跟国际接轨”“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帮人号称“精英”“权威”,但怎么看怎么象赵恬再世,马谡重生,王明路线再现,“休克疗法”重演。“聪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摔两跤”。蠢材悟性虽差点,但总不至于盯住一个地方一跤一跤又一跤地摔个没完没了。猪八戒蒙上眼“撞天婚”,撞了几十个跟头摔得鼻青脸肿之后尚且知道罢手不干。中国人在“纸上谈兵”“书生误国”这点上栽跟头栽了两千多年了,历史如此悠久,经验如此丰富,即便是“撞天婚”的猪八戒那样两眼一抹黑的发情蠢猪也该摔出点悟性了。偏偏一帮“精英”“权威”硬是连蠢猪的悟性都没有,硬是接碴继续搞“纸上谈兵”“书生误国”那一套,硬是逼着中国人继续当蠢猪,想不当都不行。这帮“精英”们真的犯蠢吗?非也!“大奸似忠,大智若愚”,人家如不这般装傻,如何把中国搞垮?“皇帝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那两个骗子裁缝岂能不知?明明知道却偏要故意装傻,不就是为了行骗诈财吗?盲目迷信“精英”“权威”,落得让人牵着鼻子光着屁股溜大街还是小意思。想想赵恬手下那一夜之间被坑杀殆尽的四十万赵兵的命运,想想王明路线指挥下损失的27万红军将士的命运,想想“休克疗法”后8年内“自然减员”的580万俄罗斯人的命运,不难想象任凭这帮“改革精英”们为所欲为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看人首先要看他为谁打算,“精英”也不例外。凡主张别人吃亏在先自己发财在先的,不管后面有什么许诺,一定是骗子。美国有人在报纸登了条广告说:“寄给我10元钱,我就告诉你一个赚100元钱的办法。”有人当真寄去10元,得到的答复是:“去找10个你这样的。”捞了别人的钱还振振有词说自己没撒一句谎。这就叫合法行骗。中国的“精英“们也是这德性,一边让别人下岗,一边自己捞“第二套房子”,还说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他自己连同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个个暴富时问他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能富,如何富,他马上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最后干脆赖帐:“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闹了半天是指定别人打工做苦力供养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了“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中国几千年来早就实现了“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还用得着他来改革?他这一番话把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存在的基础全给彻底否定了。如此“精英”,谁信谁倒霉。判断“精英”的本质看结论就够了,推导过程大可不必理会。除非是专门研究骗子伎俩的反骗子专业户,普通人让“精英”们牵着鼻子纠缠推导过程很危险。“精英”们最拿手的就是用名词概念术语和数学公式跟非专业人士摆诸葛武侯的九宫八卦迷魂阵,不懂行的人没有向导撞进去几步就给绕晕了,最后稀里胡涂当俘虏。这就是美国墨菲定律的具体应用:说不服,饶胡涂(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但不管“精英”们怎么绕,一到了结论狐狸尾巴非露出来不可。一个蚊子哼哼哼,不管哼的是经典巨著还是高等数学,反正结论一定是吸血有理。对这种蚊子哼哼听都不用听,见了就是一巴掌。总之要分清大是大非看结论就够,看立场就够,看为什么人就够。比如“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要看你从哪个阶级的角度看问题。对于大款大腕而言产业化不产业化有什么了不起,商品而已,反正买得起。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生死之差,天壤之别。对“精英们”来说则是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的天赐良机。对一个民族而言,教育和医疗究竟是义务,还是商务?究竟是普通商品,爱买不买;还是关系国家前途未来,绝非可有可无?说“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谁投资、谁受益,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完全是信口开河。要说投资,教育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的投资,是提高整个民族整体竞争能力的必由之路,最终受益人是整个国家,是整个民族。孩子上学,家长只有付出,哪有受益?世界上哪个先进国家忽视教育?一八一四年,俄、奥、普联军兵临巴黎城下,理工学校学生要求参战。面临灭顶之灾的拿破仑却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中国人从“五四”时代就开始闹教育兴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有这些到了“精英”手里一概颠倒,“为国育才”变成了“为己敛财”。自己靠“精英”“权威”的招牌发了大财,乘机把教育当成一本万利的好买卖,整天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舔犊之情敲竹杠,拿孩子前途当人质绑票勒索,纯粹孔夫子当三陪──斯文扫地,要钱不要脸,赤裸裸连裤子都顾不上穿了。一口一个“与国际接轨”,但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不是免费就是费用极低,这个轨为什么不接?美国私立大学学费高,但公立大学学费则受到严格控制,从预算开始就不允许有利润,更不允许学费高到普通家庭望尘莫及的地步。不管公立私立,没有哪个大学敢宣称自己是为赢利而存在的企业,更不敢以此为荣,大项目缺钱主要靠向校友募捐。况且美国善于通过移民吸收外国的人才,等于享受了外国低学费教育的成果。也就是说,美国也并非全靠高学费教育混日子。这个事实“精英”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当真把教育当产业,那学校就是企业,而企业该由工商行政部门管理,要教育部干什么?是企业就该交税,“精英”们交了吗?是商品就应该接受质量检验,“精英”们的“商品”质量由谁来检验?学中医中药古汉语中国史却要先看英语过不过关,到底是不用英文就学不成,还是“精英”们擅自修改了中国宪法,规定英语是中国第二官方语言?过去殖民地国家的人不会宗主国的官方语言就寸步难行。现在“精英”们在本不必须英语的地方也强行考核英语,到底是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还是是强行搭配,逼着人买不需要的消费?就算教育是企业,也该有人管管这种霸王买卖吧?从事产业赚钱赢利又不交所得税,提供商品又不接受质量监督,这算什么混帐企业?“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只能是“文凭商品化”,然后是“专家骗子化”。要解决学校经费困难,要切实提高教师的待遇,关键首先是采取果断改革措施杜绝教育管理系统城狐社鼠的贪污挥霍,而不是借口“教育产业化”把这些吸血鬼造成的亏空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说“医疗产业化”,是不是说人命健康都是商品,可以按质论价?现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只有美国没有全民义务医疗保障体系。克林顿一上台就想搞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却受到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团强烈反对而败得灰头土脸,自己也从此麻烦不断。这至少说明即便美国人自己也有相当多数并不觉得“医疗产业化”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只是因为斗不过享受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团而不得不如此。世界上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可供“国际接轨”的地方有的是。医疗教育想公平合理收费,完全可以参照美国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房的房租收费原则,按家庭实际收入的百分比例收费,地区内调剂,不足部分国家补贴。当然实行的前提是先建立健全严密的收入税收管理体系,但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至少是个努力方向。这种“接轨”“精英”们为什么想都不想?可见所谓“国际接轨”只是“精英”们巧取豪夺的借口而已。光是为了应付下岗失业、子女教育及生病求医这三大威胁就足以霸住普通老百姓的全部积蓄,那样一来人们还有多少余力购买其它?这样国内市场怎么能不疲软?(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居然对外贸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简直是咄咄怪事。)国内市场越疲软,上述问题就越严重,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到头来政府老百姓全吃亏,只有“精英”们发足了财。算算总帐,“精英”们借口“全球化”取消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服务的义务;借口“经济效益”取消中国政府为社会安定所必须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义务;借口“教育产业化”取消中国政府的全民义务教育义务;借口“医疗产业化”取消中国政府的人民健康保障义务。七扣八扣,算下来“精英”们主张的是除了捞钱什么正事也不干,整个一个属母狗的──只进不出。如此“精英”到底为谁谋利益还用得着问吗?
    盲目迷信“精英”们的理论专业知识是另一大误区。以为“权威”“精英”们一开口就是真理,“吐词为经,举足为法”,别人休得多言,这大错特错。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精英”。别迷信“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行家到处都有。假酒假药假钞票能到处泛滥,假冒伪劣的“专家”“精英”到处乱窜又何足怪哉。不经过真刀真枪的检验就来者不拒只能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们心花怒放。相信“权威”和“专家”的头衔甚于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常识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人的抵抗力不足,病菌就会乘虚而入;自信心不足,骗子就会乘虚而入;盲目相信“专家权威”,“软刀子”就会乘虚而入。哈佛大学经常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来者不拒,交钱入学,个把月结业,发一张哈佛出具的短训班结业证书。这是美国大学创收的常用方式之一。世界各地附庸风雅的肉头财主们对此非常踊跃。上不了哈佛,就上哈佛短训班,反正结业证上有哈佛大名。要问这张纸有什么用处?对知根知底的人来说,这是齐天大圣的猴子尿,用处是立此存照:“孙悟空到此一游”,一个昂贵的旅游纪念品而已。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这是荷兰人的玻璃珠子,用处是糊弄印地安乡巴佬,拐走他们的曼哈顿岛。如果一见来人身带“哈佛”印记就如雷贯耳,双膝发软,敬若神明,那就正好上当。所以参加短训班的财主们也并不亏本,无非是“你骗我骗大家骗,一遍一遍又一遍”。即便“货真价实”“正牌子”的理论权威的理论也未必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没有一个“精英”预言到“小米加步枪”的共军对抗飞机加大炮的“国军”,从中国大陆落荒而逃的竟然是“蒋委员长”;西点军校的“精英”们则无论如何想不通那么原始那么土的志愿军怎么能顶得住天下最现代化的军事机器。轻视实践是中国文人从孔夫子起就根深蒂固的臭毛病,一直流传迄今,不知道坏了中国多少大事。毛泽东从井岗山开始,一生用实践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论”误区,不知让多少“理论权威”们无地自容,对只会空谈的“精英”们的危害体会极深。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对破解“软刀子”尤其重要。“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软刀子”最厉害之处就是故意抹掉这一步之差,把真理变成谬误,既破坏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义堵住别人的嘴。先开错药方再振振有词:你敢怀疑这药?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看破这一步之差,就只能对“软刀子”无可奈何。“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因为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他们的“软刀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查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他们为什么人服务的老底就要露馅;按毛泽东的“实践论”联系实际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就要穿帮。凭这两条就足以叫他们扬名立万的吃饭家伙血本无归,“精英”当不成,以后还怎么混?他们能不气急败坏吗?跳大神的江湖骗子最恨科学,招摇撞骗的“精英”最忌实践。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别庭芳有个规矩,自己地盘上发现在大地方当过官的人就杀,逻辑是这些人见过世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统治行径哄不过人家。既然不能为己所用,留着是祸害,杀了放心。无论是假道学真土匪还是活“精英”都忌讳有经验的人。但“精英”毕竟是“精英”,挡次比假道学和真土匪高得多,应对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诡计瞒不过廉颇,却瞒得过赵恬,秦王便下“软刀子”,说明赵恬取代廉颇。“精英”门的“软刀子”瞒不过今天的“廉颇”,却瞒得过今天的“赵恬”,“精英”们便专门设计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颇”,帮助今天的“赵恬”飞黄腾达。首先一个“四两拨千斤”,把“干部知识化”变成了“干部文凭化”。本来“赵恬”的书本理论是知识,“廉颇”的实践经验也是知识。“知识化”应该既包括“廉颇”的实践经验,又应包括“赵恬”的理论知识,而且应该两相结合,来个“将相和”。但一个“文凭化”就只认“赵恬”,不认“廉颇”了。想摆脱“弱势群体”吗?想当“精英”吗?开门见山第一件:拿文凭来。“没有文凭,二等公民”,“文凭到手,高人一头”。知识与文凭本来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假冒的文凭是废纸,真正的文凭只能说明一个人经受过什么样的理论训练,并不保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隔不多久就需要来点知识更新。所以文凭能说明的理论训练也有时间性,并不是万古不变的保值储蓄。如果文凭真能决定一切还打什么仗,两军将士坐下来一个个自报家门,按人头数博士定胜负算了。理论上头头是道未必真敢实践。教股票的有几个用自己的钱炒股票的?有几个这样炒股炒发了的?又有几个这样炒发了还继续教股票的?你要问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赚,答案保险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许很可能”。这种文凭有跟没有差别多大?本来文凭只是说明理论训练的一种参考,但被“精英”们一折腾不仅变成了知识的象征,而且变成了从事各种“白领”工作的必须档。这又是偷梁换柱。证明具备从事某种专业行为必不可少的强制性训练和资格的文件叫执照,不叫文凭。无论是把文凭当执照用还是把执照当文凭用都是胡闹。即使是博士要开车也得先考本,把博士证书当驾照用照样要吃罚单。把文凭炒得那么热并不是实践需要,而是一种政治权术。“干部知识化”意味着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是“廉颇”向“赵恬”学理论知识,也可以是“赵恬”向“廉颇”学习实践经验,来个“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总之是双向的。“干部文凭化”则只要理论不要实践,一笔勾销了“廉颇”们的实践经验。在整个文凭体系中,无论是高考,考研,考职还是晋职都只考理论,不考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越脱离实际的东西考得越凶。最典型的是英语考试走火入魔,各行各业横扫一切。如果英语是工作需要天天离不开,这么考倒也应该。但如果天天离不开就等于工作本身天天在考试,何必“六个指头挠痒──额外多一道子”?其它行业既然不是天天离不开英语,那也把英语当令箭就岂有此理。一个读完初一的北京孩子来到美国读了一年中学后告诉家长,中国初中一年教的英语语法修辞比美国中学教的还多。中国的中学英语教学居然比美国人还美国人。连一封英文信都写不来的日本工科教授有的是,人家照样当终身教授,也没人因此说日本的教育水平不怎么样。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本来就事倍功半,学到手的东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学完就忘,竹篮打水──装的没有漏的快。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明明知道还硬要滥考那就有名堂。对“精英”们来说这样滥考妙用无穷。头一条是自抬身价。鲁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欢让文字越难越好。因为“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大力扫盲、普及教育,中国文字已经几乎大家都会,仅仅仗着“识文断字”没法再唬住老百姓。中国文字玩不转,“精英”们便傍上了外国文字。反正英语不易识,没法大家都会,把英语捧尊严了,他就可以靠着英语继续尊严下去。第二可以借机发财。大家一窝蜂学英语,教英语的做辅导的卖教材的自然大发利市。不管“精英”们在里边有没有股份、当没当“托”,反正“精英”们是这一行所有老板的衣食父母,想写点英语学习辅导材料之类捞点外快决不会无人理睬。第三可以排斥“廉颇”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又能防止“赵恬”也去学“廉颇”,不再整天纸上谈兵。不天天用英语又要考英语实际是考记性,考时间。考记性,年轻的占便宜;考时间,有条件整天不干别的光啃英语的占便宜。“廉颇”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一般年龄都不会太轻,而且有工作负担和家庭负担,记性和时间自然都不如在校和初出茅庐的“赵恬”。即便是“赵恬”那样的书生,如果改邪归正学“廉颇”,老老实实搞业务也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练英语,除非不务正业不理家务整天“干私活”。摔跤、举重等体育比赛要按性别、体重等分级,尽量做到公平比赛。滥考英语则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性别年龄经历负担等实际情况,一律按分决高下。这貌似公平,实则歧视。歧视搞具体实践的,偏袒搞空头理论的;歧视老老实实搞业务的,偏袒整天不务正业攻英语的。寓言中狐狸请仙鹤吃饭,把饭菜全装到浅底盘子里端上来。表面一视同仁,实际损人利己。饭菜全装在浅底盘子里,仙鹤的大长嘴怎么啄也叼不着几粒,狐狸则舌头一卷一扫而光,独吞了一切还捞了个请客的名声。这就叫表面公平实际歧视,根据对手的特点在技术上耍花招。美国的选举也玩这套把戏。说是“选民选政客”,实际是“政客选选民”。美国选举是选区制,简单说就是一个选区算一票,最后按赢得的选区算胜负。选区的划分没有统一规定,谁在各州势力大谁说了算。怎么划分选区大有文章,诀窍是假如支持对手的选民多,就把他们都划到同一个选区去,丢了这个选区不过只丢一票。把支持自己的选民多划分成几个选区,一赢就赢好几票。“田忌赛马”按场数定胜负,选区竞选按选区数定输赢。美国的政治术语把这种伎俩叫“蜥蜴脚尾”(gerrymander),因为这样划分的选区在地图上常常奇形怪状,甚至出现过沿着一条公路伸展几百英里、宽度却几乎不出一英里的怪物选区,就像一种名叫salamander的蜥蜴,又长“脚”又长“尾巴”。这套把戏的始做俑者是19世纪初的麻萨诸塞州州长Elbridge Gerry,于是人们把二者名字各取一半,Gerry + mander,变成了gerrymander。用了这套把戏,拥护你的选民再占多数也没有用,选区一变就选掉了。这手腕也不仅仅美国人会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法国共产党力量强大,连总理和国防部长都是共产党人。但下一次选举时选区一改,一下子就把法共选下去了。因为支持法共的工人总数虽多,却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只要把大城市划成一个选区,工人选票再多也只赢得一个选区的一票,按选区计票法共只有认输。可见西方的选举有“选民用选票选政客”,更有“政客用选区选选民”,并非“精英”们吹的那般民主公平,能如实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工业上批生产的产品质量靠工艺保证,西方的选举结果靠程序保证,“精英”们排斥有实践经验的人则靠“干部文凭化”和滥考英语等不公平选拔手段来保证。滥考英语的第四个用处是就是“一香掩百臭,一俊遮百丑”,利用人们以为英语好就是有学问的思想误区,用英语一技之长掩盖自己其它方面不学无术专业无能的真相,以便滥竽充数,冒充专业“精英”继续招摇撞骗。蹩脚电影是“戏不够,歌来凑”,庸才专家是“专业不够,英语来凑”。第五个用处是培养文化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过去殖民地的人必须学会宗主国的语言才有资格读书找工作。现在滥考英语等于培养整个社会英语高于一切的潜意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精英”们傲视一切专注英语,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错觉:有知识必须英语好,英语好才算有知识。这无形中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地位,歪曲了“知识”一词的内涵,搞乱了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助长了崇洋媚外情绪。干得好不如英语好,那谁还努力工作?为“两弹一星”做过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要定职称却得重过理论考试关,而且还得拼命复习英语,经得起实践检验却经不起文凭检验,而经得起文凭检验却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人反而没有压力,结果成了“文凭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生晋职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却看英语几级,考核工作成绩变成了考核英语,好象医生让病人把英语当药吃才能治好病似的。至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为学完就忘的英语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更无法统计。凡此种种的客观效果是让人们不求实践,只尚空谈,不务正业,专攻英语。滥考英语活像昔日考八股文,逼着人们整天拼命背诵现实生活中难得一用的词句文章,用以当“敲门砖”敲开官财之门。滥考英语等于强行推广英语,把为中国培养人才变成了为外国培养奴才。英语不过硬不一定不能为中国所用,但不会英语则很难为外国所用。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但从没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唯一武器。各行各业兼学英语可以提倡,但不应强求。如果工作生活实际需要英语,人家自会料理,何须越俎代庖?吃饭之余吃补药是一回事,但不吃补药就不准吃饭则是另一回事。美国街头的叫化子英语比“精英”们好的多的是,能对换吗?滥考英语是“精英”们用来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权术手段。这也正是“干部文凭化”的要害。“廉颇”们的实践经验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中毫无位置,无用武之地;在考职考研及晋升级考试中也不压称。而“赵恬”的文凭理论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对一般人来说,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的雄辩比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实践容易吸引眼球得多。几年下来用“干部年轻化”的标准一卡,最容易被卡掉的是实践经验多而不会来事的“廉颇”,最容易颖脱而出的是夸夸其谈头头是道的“赵恬”。唐太宗兴科举,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精英”们搞“文凭化”、滥考英语,一刀砍翻中国所有人才:一个高考足以刷掉几乎所有有实践经验的年轻一代的“廉颇”,一个滥考英语足以憋住大部分踏踏实实从事实践工作的中年一代的“廉颇”,一个“干部年龄标准化”足以淘汰掉多数富有实践经验的老年一代的“廉颇”。老、中、青三管齐下,确保只有跟着“精英”搞空头理论的新一代“赵恬”能青云直上,实现现代“赵恬”的“批生产”,这样“软刀子”就可充分发挥威力了。
    破解“精英”们的“软刀子”必须有三条:有立场,有理论,有经验。不为中国.利益着想,不为中国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着想,对“软刀子”只会感到受用,不会感到危险。即使有所顾忌,只要公心不稳,叫人家来几个小钱就打发了,还是要同流合污。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对“软刀子”只能感觉,不能认识,只能本能挣扎,不能有效反击。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的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没有亲身经历的实践经验,面对种种理论推导,似乎这也头头是道,那也振振有词,大眼瞪小眼,就是看不出真理和谬论的一步之差,更看不出“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精英”们大闹“干部文凭化”也好,滥考英语也好,归根结底是要把有立场、有理论又有经验的人层层过滤掉,这样自己的“软刀子”才好打遍天下无敌手,耗子抗枪──窝里横。
    面对“精英”们的“软刀子”攻势如何是好?听之任之不行,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反革命集团”、“深挖细找暗藏的阶级敌人”同样不行。对“软刀子”只能以软对软。原则还是对事不对人。对挥舞“软刀子”的具体人,适当的做法应该是“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记录公布,敬而远之”。
    “明确责任”主要指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某“精英”涉及了具体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等,那是具体主管部门的事。但“软刀子”是思想问题,决策问题,这种责任基本属于道义上的责任,纪律法律管不了。试图用法律纪律来制约“软刀子”一不对路,二不可能。但对搞“软刀子”的人也不能听之任之,好象没事人一样。至少要弄清楚是谁在不声不响落实“软刀子”。鼓吹“软刀子”的人是明的,好查。但落实“软刀子”的人就不一定。一个“红头文件”上只有单位,没有人名,谁知道是谁的主意,谁的手笔?光是追问谁批准的意思不大。美国的情况是凡能拿出来让你竞选的都是选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把关的位子,如法官,情报骨干,军事骨干等等都不准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即使美国的总统议员等都突然消失了,政权机构经济活动照样运行不误。中国的情况是一件事只要时间允许,凡有权批的都是批砸了也垮不了的。批错了就得垮的人决不会批,一定往上推。比如批准某个小型国有企业拍卖,如果是企业负责人自己批了就算数,万一错了,这个负责人就吃不了兜着走。如果闹到局长部长批,若无其它情况你能因为一个小企业拍卖错了就撤掉个局长部长吗?于是似乎谁也不必负责。直接负责人没有责任,因为他请示过了。中间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不过是下情上达。最高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相信下级上报的情况属实。要打板子,人人有份。而“人人有份”的实际含义是人人没事。这其实是书生之见。岂能无人负责?最有责任的是直接负责人,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实际情况,上级下决心的依据靠他提供,出了问题他必须负责。拿破仑说过:“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不能免罪。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只要不是上头亲临现场直接指挥直接下令的“军令如山倒”的情况,出了问题即使是属于执行批示也不能免责,更不能借口经过批准而把责任往上推。一个系统的最高首脑一天也只有24小时,就算他批一份档只用半个小时,一天到晚不吃不睡不上厕所也最多批48份文件。要是再算上吃喝拉撒睡的时间,一天能处理的档连一半都不到。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即便只是一个方面,一天之中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不会只有24件吧?一份档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半个小时内调查研究、核实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决定是否批准并确保无误,可能吗?不批,误了事是官僚主义;批,出了错也是官僚主义。反正批不批都是官僚主义。干这批文件差事的头头脑脑几乎成了个签字机器,一般档只要看不出大庇漏就只好签字画押。真正决定档实际内容细则的是提议的,论证的,拟稿的,初审的和会签的。最后审批的人对档要负责,但档产生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更要负责。别以为“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瞎参谋”“烂干事”完全能坏大事。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来命名,赞成反对的议员都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往好了说是尊重提案人,实际也是落实决策责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别想溜。一旦要追究责任谁都可以拿着纪录对名单,数着脑袋打屁股,谁也别想装没事人。中国要查“软刀子”,就应该落实这种“决策责任制”,对所有环节都不放过。一项公开的政策是谁酝酿,谁鼓吹,谁提议,谁论证,谁拟稿,谁审核,谁批准都要一清二楚,记录在案,公布于众。特别是公布于众这一条最要紧。“红头文件”手续上都没问题,要查底稿找责任人不难。但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则对“软刀子”操刀手毫无压力。只有让全社会都清楚到底是谁具体制定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拍卖国有企业”之类规定,是谁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统计数字,谁提供的论证材料,张三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个不漏,这样才能分清“软刀子”的层层责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灾”。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确了“精英”跟“软刀子”的关系,“软刀子”就等于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对“精英”们敬而远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们要鼓吹“软刀子”,想拦也拦不住。但说不说在他,听不听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软刀子”高手,不买帐就是了。这就是“以软对软”,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付“软刀子”的办法。
    茫茫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周围充满了无数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线,靠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才能把它挡住,保护人类得以生存繁衍。
    中国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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