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不经意见看到的三条新闻,看过之后发现之间有联系--当民企遭遇官场潜规则!
  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悲喜
    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定于是日释放。
    突然,家门口传来哭喊―――“大午回来了!”
    亲人们把孙大午围在了中间,哭作一团。
    坐下来后,杜润生、保育钧等人专程过来看他,他有些沉默,只是一杯接一杯喝酒,菜几乎都没动。而他家人告诉记者,原先他曾戒酒多年。
    一个食堂老师傅带着哭腔说:“你走了5个月,咋跟5年一样?!”
    说归说,孙大午在看守所里没闲着,他在半年里看了约50本书,文史哲方面的,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那里能看的书,他几乎都翻完了,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了,回头我给你捐。”
    这顿饭吃得不轻松,从属下那里他得知,目前大午集团的经营状况已受到重创。有几家厂停止了生产,还流失了四五百名工人。一个细节是,该集团门口有一个早点摊,过去生意好得很,每天都营业到中午,现在上午9点钟就收摊了。
  
    大午学校的状况也不好,今年小学一年级只招了6人,还有一些学生流失走了。
    记者眼前一直很坚强的孙大午落了泪。一位学校的老师说,在工作组接管学校期间,孙大午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他本来不知道,一听说这事,眼圈“刷”地就红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正开着,孙大午不管,掏出纸巾抹泪。
    在校园小卖部,他特意看了看刷卡机,5年前他就定下制度: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刷卡10元,听说这个制度还在被严格执行时,他脸上才略有些笑容。
    孙大午愣了一下,摇头苦笑。
    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
    大午城,桃源梦
    For if dreams die
    That can not fly
    这是一个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他赞同“共和”思想,推崇儒家“和为贵”,宣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向往“大同”。
    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1989年,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和妻子共同创业。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
    他重视教育,憧憬“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团,除了董事长一职外,他只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但收费却并不贵,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要办的是一所“平民学校”。
    在有些人看来,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给职工讲《论语》,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要再这样,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不然请你离开。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千家诗》、《三字经》,还在全校推行“母亲颂”等活动,宣扬“孝悌”精神。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利,不取一时之财;讲仁讲义讲良心……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幼稚”,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浓,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
    古怪的亿万富翁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孙大午不答应,此人想尽办法捣乱。一次,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劈头就打,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断。
    孙大午说,“我要做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他说“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太自负。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
    也许,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
    黄道、黑道与正道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但孙大午当场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别人进鸡一只4元,他们要6元,每进1万只,就要多出2万多块。孙大午眼睛一瞪:“我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是坦途。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赞扬话一般只一句:“你的课我听完了。”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孙大午被抓后,山东、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
    说,还是不说?
    他不仅去思考,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
    《银行法》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钱庄。“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合作’?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孙大午评论说。
    他认为,类似问题在工商、税务、畜牧、卫生、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有些事实,一旦被揭开,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话讲:屎不挑不臭,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
    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南方周末   
   □本报驻蓉记者 曹勇
    风车悠悠地转着,背后一片繁华。这座欧式城堡,现在成了四川德阳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但在企业界,“大风车”却有一种别样的解释。一位民营企业家说,看见它,就如同看见了一个人。
    8年后,2003年11月22日下午,这汉子蹲在四川某监狱一个角落里自哀自怜:他的一座座建筑“森林”早已造出,可他却没有得到那“巴掌大的绿荫”。
    他原是一个文化人,按他的话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些德阳人惋惜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遭遇,肖安宁当名列当今中国富豪榜。
    早先事业最辉煌的时候,肖安宁开始着手创办一所大学,准备把它捐献给当地政府。“这固然是我的心愿,体现了一个有良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先富起来的人’造福社会的最后归宿;但内心深处,我想以此方式消灾弭祸。因为我感觉到危机已然来临。”他说。
    11月22日本报记者见到肖安宁时,他正在看一篇报道―――11月6日南方周末头版文章《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和孙大午一样,他拒绝“黄道”、“黑道”而选择了“正道”,但他说自己的遭遇显然比孙大午要糟糕得多。
    突遭变故
    1994年后,国家要求私人投资的公司与主管单位解除挂靠关系。肖安宁花了两年的时间跑改制,到1996年2月,德阳市文化局、工商局、德阳市政府先后下文,确认国家、集体在政通公司没有资金投入,解除文化局与政通公司的挂靠关系,政通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1992年,德阳成立了一个省级的经济开发区,肖安宁在政府的动员下,首先进入这个开发区开发房产。
    1993年,国家紧缩银根,规定闲置两年的土地一律要退耕。肖安宁说,这使德阳上下着急起来:市里有关领导担心高价转手卖地的事露馅,而开发区的领导则担心开发区这块牌子保不住,他们都动员肖安宁大规模开发:“先把摊子铺开再说”。
    德阳市公证处认为此举合法,并自始至终给予公证。后经查实,政通公司在这个名为“优惠购房大酬宾”的促销活动中获得预售房款2000余万元,如数投入了建设。
    肖安宁向银行求助。农行德阳市中区农村信用社主任米运国及农行中区支行副行长明再远向肖安宁提出,要以3800万元的价格(不到市价的一半)收购他开发的包括“大风车”及19幢豪华别墅在内的“天眷度假村”大片房产。
    米运国认为此举“太毒”,不同意,不久之后即被免职。
    肖安宁向市政府求援。他将一摞价值亿元以上的房屋产权证抱到市政府,说:我有这么多房产可以作抵押……
    1995年3月21日晚,“应邀”前来的肖安宁及其未婚妻温敬棠在市政府被抓捕。市领导同时责成时任德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反贪局局长的刘先茂将肖安宁抓来,“先抓,后定罪,再去查。”刘先茂被逼签发了逮捕令。
    多年来,刘先茂“一直为抓了肖安宁而深感良心不安”。2003年11月21日,刘先茂巧遇肖妻温敬棠,告罪说:“你们肯定恨死我了……我做了别人的工具。”
    “这是一个阴谋,银行运用经济手段,某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达到了侵吞政通资产的目的。”一位始终关注此事的民营企业家分析。
  
    肖安宁被抓当晚,德阳市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接管政通公司,同时,一个集合了建委、工商、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等十几个部门,由百余人组成的“集资案领导小组”进驻该公司。
    之前,市文化局被指令和工商局一起尽快办理将政通公司转为集体所有制的手续。文化局几位负责人深感头痛,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并形成备案,说明文化局是在市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这样做。可不久,三名副局长即被“下课”。某位时任副局长对本报记者说,文化局此举是为了日后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此后,在“集资案领导小组”的催逼下,新任的法定代表人开始写破产申请;6月18日,申请还未递交,德阳市中院已宣布政通公司破产。
    肖安宁在改制期间,德阳市东方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其部分资产进行评估,价值在2亿元以上;加上尚未评估的80余亩黄金地块和7幢在建工程,肖的总资产至少有2.68亿元,而肖当时的债务只有8000万元。
    随后,一场令肖安宁的大姐肖安惠“想起来就忍不住要哭”的资产变卖开始了。
    另外,库房内有一批新买的不锈钢厨具,每套价值6000余元,重新评估时被估为25元,后清算组转手一卖,每套2000元。
    擦擦眼泪,肖安惠说,一次,一个朋友对她说:“我画画用的宣纸是你弟弟的。”原来这个朋友的前妻在旌湖开发区工作,政通公司被强制破产时,她就“拿”了若干刀回家(一刀价值500余元)。
    整个破产财产处理未经公开拍卖。清算组组长名义上是市文化局局长卢尚君,但他说:“财产处理我一概不知。清算组刻了一枚我的章,盖上了我的印。直到2002年5月,清算组才给我送来一纸文件。”
    艰难诉讼
    四川省高院将此案移交德阳中院审理。
    审判长不允许原告及代理律师发言,宣判“原告主体不合格,本院裁定驳回起诉”。
    2003年11月,当着本报记者的面,当年的审判长苏运鸿和肖妻温敬棠进行了一番对话。苏运鸿说:肖安宁有没有罪,资产到底是谁的,大家都清楚;“上面一定要我这么做,我有啥办法?”
    半年后开庭,听到原告的一切书证、人证都被法庭武断地不予采纳,心力交瘁的肖母李玉芳一头栽倒在地,随后气绝。
    此案结果:德阳中院撤销了市文化局、体改委、国资局、集体经济办公室等单位认定政通公司为集体所有制的违法文件,但又判定政通公司属集体性质。
    原告再次上诉。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四川省高院专门派员到德阳中院、检察院、四被告等相关单位了解情况,得到的结论是“领导叫这么干的”。
    1999年11月25日,省高院作出判决,“文化局和肖安宁及国家对该企业均无投入”,维持德阳中院原判。
    此案审理中,肖安宁的三舅“受不了刺激”,心脏病突发,猝死在旁听席上。
  
    此案的代理律师覃天云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这是我生平代理的最具典型意义、最触目惊心的一个行政侵权案。”她说。
    然而一年过去没有动静。覃律师再次给周永康写信,周永康再次批复查处。2002年11月29日,四川省高院院长决定重审。
    再审开庭前,某领导在一个会上称:“政府决不会输给一个个体户,法院也不敢判政府败诉……。”
    开庭不久,一篇披露政通公司被强行改为集体性质、题为“红帽子为何难摘”的内参文章,引起了现任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的注意。张书记批示,要依法办理此事。
    肖安宁说,这个判决对他来说等于胜了,但也等于没有胜利。说它胜了,是因为变相认定了政通公司的私有性质;没胜的是,他请求法院恢复政通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法院认为政通公司变更登记(即将私营改为集体)是另一行政行为,“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另外,他提出的赔偿请求,法院也认为不能进行审理,也不能作出判决。
    肖安惠说,自判决下达到现在,德阳市几家政府部门开始了“推皮球”的游戏,维权之行仍然举步维艰。
    受了这么多身心煎熬,老肖仍不减当年豪气,嗓门大得监内每个人都能听见:“十六大提出,政府要依法行政;我也知道,国家准备 ,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我还知道,国家要修改赔偿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案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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