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最近有一想法,想把自己执业十几年来的一些经典(自认为,呵呵)案例(部分案例曾被媒体报道)写出来,结集出版一本书,暂定书名为《反败为胜》或《官司胜诉有窍门》。计划全书20-25万字,现已经写出3万多字。因本人没有这方面经验,为此向各位求助。
     谢谢!
    
    
  三百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应当归谁?
  案情简介:
  争议焦点:
  被告丁广山认为:拆迁掉的房屋是自己辛苦一生才盖起来的,原告没有出一分钱和一份力。领取拆迁款后,每个子女都分到了四、五十万元的款项,余款除用于偿还债务和给老伴治病,已经所剩无几。儿孙们怎么还盯着自己这一份已经为数不多的养老钱呢?难道这些人的亲情和良知都已经泯灭了吗?
  为了给自己讨还公理,也为了弄清拆迁款的归属,丁广山老人到我所进行咨询。我耐心地听完案情后给予解释:根据您反映的情况,您领取的三百多万元的补偿款中有310多万元都应该是属于您的,其他人只能要求分配剩余的十几万元。既然您的五个子女都各自分到了数十万元的款项,那么原告的起诉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审理结果:
  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被告丁广山作为房屋的产权人,与北京市XX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房屋拆迁款后,理应对在该房屋内居住的家庭成员进行合理安置。被告既然已分别给付了丁志德、丁志群、丁志龙、丁志海部分拆迁款,作为各自家庭另购房屋的补偿,对于丁志泉也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且原告当时对被告的安排未表示异议。现七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判决:驳回七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六百元,由七原告负担。
  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丁广山领取的补偿款3425263.4元,第一部分“拆迁补偿款”就达到314万元,理应归被告所有;第二部分“拆迁补助费”仅18万余元,应当在18个实际居住人中进行分配。起诉前,原告已经从被告那里得到数十万元,实际上已远远超出应当得到的补偿。
  案后感言:
  附相关法规: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第二十二条: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第三十一条: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某用人单位将职工辞退后,又将其人事档案遗失,劳动者王先生一怒之下将某建筑公司告上法庭。东城区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判令某建筑公司一次性赔偿王先生经济损失55000元。
  王先生原是东城区某局下属工程队的正式职工,因与其部门领导存在个人恩怨,1984年被该工程队无故除名,辞退后其单位并未依据相关规定将其人事档案转出,王先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固定生活来源,不能缴纳社会保险,甚至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多年来,王先生一直找该工程队解决问题,该工程队也历经撤销、合并等历史变迁而被并入某建筑公司,历任领导均互相推诿,致使王先生不能遂愿。这个事情一拖就是20多年,王先生也由当年家里的顶梁柱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眼看自己已迈过古稀之年,说不定哪天就被阎王爷召唤过去了,现在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王先生觉得特别不甘心。郁闷之下,王先生决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向自己曾经的单位讨个说法。
  2006年1月,王先生慕名找到我要求为他代理这起案子。经初步了解案情,我感觉这个案子很棘手:首先,正如王先生自己所说,工程队也历经撤销、合并等历史变迁而被并入某建筑公司,当年的档案确实很难查找;其次,按照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如果有法律上认为可以中止、中断时效的理由的,可以延长时效,但是最长不得超过20年。这还是对普通民事案件来说的,至于劳动争议纠纷,依据相关劳动法规,必须在提起诉讼之前先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的时效只有60天,自争议发生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中王先生被其单位除名已达22年,无论适用哪个法律都远远超过了法定的时效期间!可是,望着这个对法律充满了期望的风烛残年的老人,这样冷冰冰的话我实在不忍心说给他听。无奈,我把陪同他前来的家属叫到隔壁的谈话室,和盘说出了我的顾虑。不料,王先生的几个子女随即表态:贾律师您放心,无论这个案子办到什么程度、结果如何,我们决不会埋怨您!我们只是为了讨个说法,让老人离世前不留下遗憾。您就大胆地办吧!”
  首先,为了解决时效问题,我起草了一份《律师函》向王先生原来的单位正式发出,要求查找王先生的人事档案。不久,该函件被退回,原因是查无此单位。无奈之下,我只好找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可是,经向有关部门了解,因体制改革的原因,原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已经分家,现在是两个部门――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和东城区国土资源局。为了查明真相,我又分别向这两个部门发函要求查找王先生的档案。不久,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给我打电话告知:因时间太久,王的人事档案已经无法找到。
  事不宜迟,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该局,拿到了这个书面回复。然后,我随即代理王先生向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裁决东城区房屋管理局赔偿因遗失王先生的人事档案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3万元。三日后,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请求的事项不属于本委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王先生的申请。
  然而,我还是不服输。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向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王先生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起诉后,法院能否支持我方的请求?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既然用人单位因自己的原因将职工的档案遗失了,导致劳动者无法正常就业、办理保险,那么这个过错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就应该由单位来承担,不应当将损失转嫁到无辜的劳动者身上。这个问题尽管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这一推论是符合民事侵权的法理的。
  2006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第139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产生的争议,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于是,我为王先生撰写了诉状,到东城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并要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赔偿经济损失。
  这样的答复实在出乎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仅仅在一个月前,被告给我的书面答复并没有提到这个房屋维修公司,难道就在这一个月时间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公司?
  拿到这些证据,我依法撤回了对东城区房屋管理局的起诉,当天又返回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房屋维修公司提出仲裁申请。
  案件于2006年10月底开庭。被告某某房屋维修公司辩称:王的档案早在辞退的当年就已经转到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我方要求对方提供证据,对方当然无法出示该证据,因为早在立案之前我就跟该街道办事处联系过,该办事处根本没有见过王先生的人事档案。
  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王先生的原用人单位的某局工程队将王先生辞退后,理应将其档案依法转往有关部门,但由于其工作失误,导致王先生的档案丢失,该工程队应当赔偿因此给王先生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某某房屋维修公司虽不是王先生的直接雇佣单位,但它承接了王先生原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那么,该经济损失就应该由某某房屋维修公司来承担。为此,东城区法院于2006年11月7日就本案作出判决:一、被告某建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王先生55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用人单位遗失职工人事档案而引起的索赔案。该类案件在现实中发生的数量委实不少,但因此引起的赔偿问题却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支持,从而造成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是因人、因地、因部门不同而处理结果迥异:劳动仲裁部门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而不予受理,法院则以仲裁前置为由驳回起诉;此地法院认为是劳动争议,彼地劳动部门则认为应由人事部门处理……不但当事人感到无所适从,即使法律专业人员也深感困惑,偶尔有法院作出过判决,但其结果仍难免遭到有关人士的质疑。
  本案从立案到判决,其速度之快捷,裁判之公正,堪称是该司法解释施行后的档案索赔第一案。
  
  
  周建国是一位55岁的大学教授,其妻许萍刚刚从一家事业单位退休,独生女儿在国外读研究生。夫妻二人收入颇丰,家境富足,除了拥有一处面积400平米的豪宅外,还有一辆别克牌的私家车,在这个西南省份的城市是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家庭。
  招聘广告贴出的第二天,周教授正给病人诊脉,突然眼前一亮:一个长得优雅、文静的妙龄少妇来到了他的医院。少妇芳名叫刘丹,时年28岁,毕业于省城医专,在一个偏僻的边陲小城医院工作。因结婚数年未育被丈夫嫌弃,导致二人终于分道扬镳。伤心之余,刘丹便离开小城来到这个省会城市谋生。
  第二年3月份的一天,周教授去广州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走时不慎将一个手包掉在家中的书房里,其妻许萍收拾家务时发现了这个手包。许萍好奇地随手打开一翻,结果让其大吃一惊:包里有16张汇款单!从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丈夫竟背着她偷偷给刘丹汇款16次,款项高达30万元!这究竟是为什么?两人除了工作关系之外肯定还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许萍忍受不住,就气愤地给周建国打电话,质问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许萍近两年因患更年期综合症,性情急噪,缺乏耐心,夫妻间时常因琐事争吵,在家中周建国心里经常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相反到了医院,刘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给了他极大的安慰。而周建国虽然年近花甲,但他身材高大健硕,精力充沛,且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对离婚独居而难免寂寞的刘丹来讲很有吸引力。两人互相欣赏,日久生情,终于有一天两人逾越了师徒关系的界限,成为了情人。
  听了周教授的坦白,许萍感到十分气愤:刘丹不但勾引了自己的老公,还骗取了属于她和周教授两人的共同财产的巨款,给其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她不顾丈夫的苦苦哀求,毅然一纸诉状将周、刘二人告上了法庭。
  开庭时,周未出庭应诉,但其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回避了他和刘丹的情人关系,并认为这30万元钱是他借给刘的;刘丹到庭参加了诉讼,她坦白地承认了两人属于情人关系,但她认为这30万元是周教授赠与的,周既然说是借款为什么没有借据?
  判决结果:
  接到一审判决后,刘丹不服,向D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坚持认为该30万元属于情人之间的赠与,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本案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而使用了化名,但案情本身则是真实无误的。
  同时,二审改判刘丹返还30万元的一半也更符合法律的精神。周建国虽然支付了30万元,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刘丹返还,只是在其妻许萍起诉后才说是借款,显然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他对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财产有权作出处分,他在诉前和诉讼中的表现应当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故,二审的判决显得更有说服力。
  最后,借用圣人名言与诸君共勉:“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
  附相关法规:
  
  十八年前工伤索赔成功案
  案情简介:
  2008年8月,赵国平在看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进行时》节目时,无意中拿起手机给我们打了一个咨询电话,一开口边说:“我是劳动争议方面的案子,事情已经过去18年了,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你看还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耐心问清楚了案情,经过法理分析后告诉他时效没有问题。
  接受委托后,我所委托北京市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对赵国平失明的眼睛进行了鉴定:结论为7级伤残。我方以此为依据,代理赵国平向其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开庭时,作为被告的村民委员会也委托了代理人参与了庭审。双方围绕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法院采信了我方的观点,认为本案没有超过时效,据此,该法院判决村民委员会赔偿季某某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万余元。
  律师点评:
  本案突破的关键就在于做了一份伤残司法鉴定,从而起到了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秦惠珍大妈已经年近七旬,她和老伴杜国胜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叫杜玲玲。虽然杜玲玲已经成年并结婚生子,但两位老人依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百般宠爱。可是,日子长了再融洽的关系也少不了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正如俗话所说:“勺子哪有不碰锅沿儿的”?毕竟两代人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存在很大的差距,加上女儿从小被老人娇惯,稍有不如意便大发脾气。秦大妈与女儿杜玲玲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摩擦,感情日渐生分起来。
  按道理说,秦大妈已经70多岁的人了,即便争回这套房产又能住得了几年?将来还不都要留给女儿吗?可争议的双方都不这么看。秦大妈认为:女儿杜玲玲已经成家,在别处有住所,小日子过的有滋有味;而自己已经没有劳动能力,除了老伴留下的这套房产可供栖身,天下之大,哪里还有自己的去处?女儿杜玲玲认为:虽然我自己在别处有住房,但那是我自己的,我爸爸既然没有立遗嘱,那么他名下的房子就应该按法定继承处理,作为其女儿,我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跟我妈一样有平等的继承权。既然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放弃?
  女儿的行为彻底伤透了母亲的心。2006年9月,秦大妈委托律师一纸诉状把女儿杜玲玲告上了法庭,要求继承老伴名下位于永定路的房屋。
  接到判决书后,秦大妈并不满意。因为按照这个判决,杜玲玲既然对争议房屋拥有四分之一的产权,那么她继续在该房屋居住就更有理由了,双方的吵闹何时是个头儿呀?!
  于是,秦大妈在判决后15日内又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经过了两场诉讼,女儿与自己的母女亲情已经当然无存。杜玲玲夫妻开始整天变着法儿地折腾老人,甚至连刚呀呀学语的小外孙都会冲外婆骂“老不死的”。秦大妈心里也明白:孩子懂得什么呀?还不是女儿、女婿故意这样教的!实在忍不下这口气,秦大妈决定再次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此,秦大妈几乎跑遍了她所知道的北京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费花了好几万,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为此,秦大妈急得头发全白了,多次到居委会、妇联等单位哭诉,但鉴于双方已经介入法律程序,这些单位也哀叹爱莫能助。此外,秦大妈还多次到海淀法院信访,甚至投诉承办法官枉法裁判、断案不公。但是,投诉归投诉,判决书的司法权威不可动摇,所以秦大妈家的纷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永定路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妇女干部陪着秦大妈来到我的律师事务所。听完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我的思绪并没有陪她进入到双方的感情纷争,而是冷静地迅速理出了一条思路:该案根本不需要申诉,可以直接另案起诉“析产”,要求法院对争议房产进行分割!
  听完我的解释,秦大妈仍然似懂非懂地问道:“既然事情像你分析的这样简单,为什么我咨询过的律师都说没办法解决呢?”
  好在陪老人前来的居委会干部已经看出了端倪,她把老人拉到一边商议了半天。过了一会儿,秦大妈走进来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当场决定委托我代理其向法院起诉,并表示:只要能把房屋的问题解决,她会拿出两万元现金酬谢律师。我郑重地向其阐明了我的态度:除了律师事务所收取的代理费外,我不会额外收取您一分钱的费用。这时,老人感动地“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好人啊!我今天终于见到青天了!”我再也无法保持律师的矜持,快步上前拉起了老人:“老人家,我虽然不是什么青天,只是一介书生,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帮您打赢这场官司!”此情此境,连陪老人一块儿来咨询的居委会干部也不禁耸然动容。
  二十多天后,秦大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要求我代理她向法院递交申请,坚决要求承办法官回避。问了半天,我弄清了老人着急的原因。原来承办这个案子的与前面叙述的继承案件是同一个法官。秦大妈担心的是她曾经投诉过这个法官,现在人家会不会在这个案子里使坏?我告诉老人:既然是向法院起诉,就要相信司法机关,相信法官。只要是有理的事,哪个法官审理咱都不怕。当然,如果您有证据证明法官与对方当事人存在亲属、朋友或者其他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的,您可以要求他回避。听取了我的解释,秦大妈总算是把悬起来的一颗心又放了下来。
  判决作出后,秦大妈和其女儿杜玲玲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此后,秦大妈依照判决向杜玲玲支付了现金21万余元,杜玲玲自觉搬出了争议的房屋。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度。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都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是生效判决。当然,还可以在终审判决作出后的两年内向原审法院(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改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作出终审判决的人民法院的上一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是,申请再审和抗诉均不影响原生效判决的执行,而且,根据笔者多年的办案经验并总结司法实践可以得出结论,申请再审和抗诉并推翻原判决的成功率不足百分之零点三!就秦大妈的案子来说,一审判决作出后,虽然她提出了上诉,但在二审中又撤回了,那么一审判决就已经生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申诉没有太大意义,何况原审判决也不存在显失公正的问题。
  依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共有权人在无法共同使用共有财产的情况下,其中任何一方都有权利要求把自己的财产分割出来。鉴于房屋不同于其它财产,无法把实物切割成两部分,但是,可以把房屋作价变卖,对其现金价值进行分配。
  呵呵,明白了吧,原来学法律就是这么简单。
  附相关法规:
  第一百条:“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
  
  ――陕西民工非法扣车案
  昧不住的黑心钱
  
  ----和平里与市政拆迁纠纷案
  你不是被拆迁人
  
  ----何辉诉市政管委拆迁案
  
  ------四川民工与市政劳动争议案
  井盖之过
  
  拒办退休手续应当赔偿
  
  ---薛文案
  
  
  刑事篇
  “故意杀人”不以结果定性
  案情简介:
  争议焦点:
  侦查机关在拘捕被告人刘某时是按“故意杀人”办理的手续,但不知何故,到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时,《起诉意见书》上刘的罪名却改成了“故意伤害”,这无疑是在多灾多难的被害人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旷长日久地上访喊冤,都无法感动那些执法者们。
  介入本案后,我向检察机关递交了长达六页的书面代理意见,详细分析了本案的各种情节,从作案动机、作案手段、作案工具、加害部位以及案发前的表现到案发后的口供,一针见血地指出刘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而非“故意伤害”!检察机关对本案高度重视,指派了起诉处的一名处长亲自办理。经过二十多天的慎重考虑和反复研讨,检察机关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令人遗憾地是在《起诉书》的末尾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被告人属于“犯罪中止” ,要求对其减轻处罚。
  律师代理意见:
  具体到本案的量刑来讲,如果定“故意杀人(未遂)”,应该对被告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定“故意杀人(中止)”,只能在十年以下量刑。如果真的按被告方关于“故意伤害”的观点定罪,恐怕量刑还要更轻:因为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致轻伤的,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一来,被害人又一次陷入了恐惧之中:案件的结果如真的像被告律师所预言,那么以被告人的性格,肯定不会放过被害人,四、五年之后,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将再次受到威胁!
  审理经过:
  随着审判长的手臂扬起,“咚”地一声法锤敲响,法庭启动了审理程序。
  控辩双方都楞了!因为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都不愿意为一个案子一次次的开庭。跑腿受累不说,业务这么繁忙,仅就时间来讲对律师而言可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这时,公诉人冲我微笑着说:“代理人,你可以发表辩论意见,但不可以对我们的证据进行质证。你是否还有必要学习以下《形式诉讼法》啊?”我也微笑着回了一句:“我认为这句话不应该从您的口中说出来啊。如果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初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情可原,可是,该法修改已经十多年了啊。看来,我们还是共同温习一下《刑事诉讼法》吧!”公诉人脸色一红就坐下了:“好,好,共同学习一下。”
  第二次开庭是在10月下旬。庭前我准备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以期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好好地教训一下那个不可一世的辩护人。可令人纳闷的是,这回不但是法官、检察官对我要求质证的意见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就连辩护人(更换成了另一个律师)一方也没提出反对。
  法庭辩论阶段,三方就各自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除了反驳公诉人关于“犯罪中止”的观点,还重点抓住辩护人逻辑上的一个漏洞:既同意公诉人关于中止的意见,又坚持认为是故意伤害。我反驳道:“假定辩护人关于故意伤害的观点成立,那么,被害人的伤情已经构成轻伤偏重,犯罪行为已经彻底完成,应该属于既遂,怎么还会有中止的说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辩护人被质问得一时哑口无言。
  判决结果:
  判决作出后,被告人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过审理,最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首先,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
  其次,被告人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中止”。
  本案中被害人在被告人持刀砍向她头部时曾经苦苦求饶,并答应跟被告人回去好好过日子,这时被告人并没有停止实施犯罪行为,而是继续持刀行凶,根本不存在自动放弃犯罪行为的情况。被告人将被害人砍成重伤后认为被害人必死无疑才离开现场,并非被告人不想继续实施或者自动中止犯罪而是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其它原因(抢救及时)才没有得逞。显然,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只能以“故意杀人(未遂)”定罪。
  
  
  推定责任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案情简介:
  第二天上午,风和日丽。港务局调度员杜师傅到砂石料场上班,准备把值夜班的孙光明替换下来。一进料场,杜师傅就发现地下躺着一个人。就近一看,杜师傅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扭身便跑。二十分钟后,港务局派出所的警员驱车到达了现场。经过一阵勘验、拍照和搜索后,警察得出了如下结论:被害人孙光明,男,53岁,港务局货场调度员。死亡时间:2003年9月23日21时许。死亡原因:头部、胸部遭大型车辆轮胎碾压导致粉碎性骨折,失血过多死亡。
  审理经过:
  三日后,滨海公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肇事司机黄立勇在案发后驾车逃离现场,致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因此,依据相关交通法规,黄立勇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此后经过一系列的侦查程序,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将本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03年12月,黄立勇的家属接到滨海区法院的电话通知,说是案子已经到了法院,作为被告人家属,你们有权利黄立勇聘请辩护律师;20日内,法院将择期开庭。于是,两天后,我就作为黄的辩护人出现在了这个案件里。
  万般无奈之际,我又想到了黄所打工的运输公司。首先,我向该公司领导阐述:黄立勇虽然在案发过程中存在过失,但他毕竟是贵公司的员工(尽管上班才三天),他驾车卸货属于职务行为,因此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油公司承担。经过两天苦口婆心的劝解、争取,再加上黄立勇妻子儿女声泪俱下的哭诉,终于感动了该公司的领导。该领导当场拍板:给被害人家属的赔偿款无论多少,由运输公司负担30%,第四车队因是挂靠性质,下余的70%由车队负担。深明大义的第四车队赵满江队长也当场表示同意这个方案。事后,在赵满江队长的积极斡旋下,被害人孙光明的家属与运输公司和黄立勇家属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一、由“顺风”运输公司一次性给付孙光明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元;二、孙光明家属对黄立勇的过失行为表示谅解。
  被告人黄立勇当场表示认罪伏法。
  一言甫出,举座哗然。
  首先,本案认定的是过失犯罪,那么,被告人是否存在过失是判别其有罪与否的关键。案发当晚的现场一片漆黑,风雨如磐。尽管被告人开着尾灯,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透过二十多米的雨雾,根本无法看清车后的情形。被告人黄立勇一边亮着尾灯,一边打开“倒车,请注意”的喇叭,加上现场没有闲杂人员的环境,那么,被告人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而被害人孙光明在车后的出现纯属意外。根据当时的情况,孙光明的出现既不是黄立勇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情况,也不存在黄立勇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碰撞到他的情节。为此,辩护人认为:法律不应该强人所难,要求当事人承担其事实上无法承担的义务,所以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过失。
  其三,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主要证据是滨海公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辩护人认为: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所以认定被告人黄立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是因为在案发后黄立勇驾车逃逸,导致现场痕迹灭失,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相关交通法规,交通警察部门作出这一认定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但是,这只能作为划分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罪证据。这是因为,“黄立勇负事故全部责任”是基于其逃逸、事故责任无法判明的情况下,交警部门对当事人责任的一种法律推定,而不是根据现场勘验查明的案件事实。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必须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推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的证据。
  我的发言引起了公诉人的强烈反弹。公诉人认为坚持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其一、既然公安交通警察部门已经认定被告人负全部责任,被告人在本案中又存在逃逸情节,还应当从重判初。辩护人的观点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没有法律依据。其二、被告人本人已经当庭认罪服法,辩护人还有什么说的?作为法律工作者,辩护人应当站在维护法制的立场,而不应当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利去违背当事人的意志。
  此言一出,公诉人一时无语。法庭上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我抬眼扫视了一下审判台,发现三个审判员的表情都很专注,都在认真的倾听我的发言。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成功了。
  判决结果: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一定跟我当时的想法一样:法院支持了我的辩护观点,判决黄立勇无罪了!
  此时,黄立勇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刚好是八个月。
  听完法官推心置腹的话,我默然无语:法院作出这样一个折中的判决,算是照顾了控辩双方的情绪吧。毕竟人家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其在法官心目中的地位岂是你一个小律师所能比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携带判决书把黄立勇领出来后,就判决书存在的问题谈了我的看法,然后征求他的意见是否上诉。黄立勇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一再表示不想上诉了。他的话让我回味了很久:“贾律师,如果没有你的成功辩护,我可能要被判刑五、六年。现在判决结果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值,十分感谢你为我做出的努力!反正八个月的牢已经坐了,拿到一个无罪判决又能怎样啊?难道我一个罪犯还敢冲政府要赔偿款吗?不敢再折腾了,民不与官斗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处罚。根据该条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也就是要有违章行为,并且违章行为与交通肇事的危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而本案未查明被告人黄立勇有无违章行为,缺乏够罪要件。本案中被告人在案发后驾车逃离现场的行为虽然违反了交通法规,但这一行为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违章,而是事故发生后的违章,该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肇事后逃逸的前提必须是违反交通法规,构成交通肇事罪。故,本案即使发生在公路上也不能简单引用司法解释认定被告人黄立勇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而不是“交通肇事”,那么,专属于交通法规里面的“逃逸”这一概念就更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时,若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而是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3、刑事诉讼法要求定罪的证据必须确凿,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周玉英毒杀儿童案
  
  
  
  1999年7月28日上午10点。
  涡河大桥上,一辆“本田125”两轮摩托车正在缓缓地通过。
  摩托车驾驶员还未醒过神来,两把长刀已一前一后向其头上砍来。摩托车驾驶员还算机灵,看情势不好,赶紧抱头顺河坡滚向一边。两个梦面人紧追不舍,一刀,两刀……没有人看清摩托车驾驶员挨了多少刀,只看见血像一股股喷泉一样从他的手指缝里涌出来,染红了河边的草地……。
  刚才这一幕,您可千万别以为是在拍电视剧,而是发生在豫东某县城北关的一个真实案例。公安机关将这个案件定名为“728抢劫杀人案”。
  原来,两个嫌疑人驾车逃离现场后,一口气跑到数百里外的山东省东营市时,被当地的巡警抓获后,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向公安机关交代了案情:
  1999年7月27日下午,宋小宝到建筑队找原来的工友刘军借钱,刘军告诉他手里没有钱,明天发了工资可以考虑。宋小宝见到张勇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张勇一拍大腿说:“机会来了!我以前曾经陪李志远一起去县城信用社取过钱,他的钱都是在那里存的。咱就埋伏在北关大桥底下,等他取钱回来时劫他。”
  两个嫌疑人落网后,山东警方迅速将其移交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查明:被害人李志远头部被砍7刀,其中一处创口长达12公分,深达颅骨,法医鉴定为轻伤(偏重);其摩托车后座上捆着的一只绿色帆布书包被抢,里面装有被害人一小时前从城关信用社取出的现金11万元。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分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指定辩护是指法院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律师或其他公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通常被指定的辩护人由律师担任。
  本案中法院指定辩护人依据的就是上述第(3)中情形。
   接到指定辩护函后,我先到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然后到法院复印回本案的证据材料进行审阅。“阅卷”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基本功,也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起初,我对本案也很不以为然,这样的案子基本上没什么可辩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而且正值当地“严打”时期,判处被告人死刑决不为过。既然法院指定我辩护,那就到法庭走一下过场吧。但是,出于辩护人的本能和律师的职业道德,我还是细心地把卷宗材料看了几遍。谁知这一看,还真的找到了突破点。
  开庭审理过程中,我首先向被害人表示了同情和安慰,然后向法庭提出了被告人宋小宝案发后存在“自首”情节且系初犯、年纪尚轻,不属于非杀不可的罪犯,建议法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第二轮的法庭辩论中,我向法庭阐述:即使是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仍然一定以自首论。 所谓“还未掌握”,是指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或者虽然已经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或者虽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某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从诉讼的角度讲,这里的“还未掌握”实际上是指“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司法机关掌握案件的线索和证据能否确定作案人可能犯某罪,是判断罪行被掌握与否的重要标准。本案中两个被告人被山东警方查扣时,无论是山东警方还是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均不知道作案人就是被查扣的这两个人。那么,被告人宋小宝的供述,一下子使扑朔迷离的案情大白,为公安机关破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警力。这样的行为还不算“自首”,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认定“自首”?!
  对此判决,宋小宝未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
  案后感言:
  耐人寻味的是,判决作出后,被害人李志远到律师事务所找到我,想让我代理其就民事赔偿问题提出上诉。他说,从开庭那天我的发言以及表现,他认为我是一个既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又有高超的理论功底的律师,担当起任何当事人的托付。这位先生的信任真的令我感动:要知道,我在法庭上的辩护都是在替对方说话啊!看来,律师的辩护不但需要勇气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发言要客观公正,不强词夺理,还有和对方当事人积极沟通,力争取得对方的理解。
  后来,基于这位先生的强烈要求,我给他推荐了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律师。至于最后民事赔偿的审理结果,那是后话,与本文的话题无关了。
  律师点评:
  这是讲的普通自首。此外,法律上还有“特别自首”的规定。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自首的时间既可以是犯罪事实发觉以前,也可以是犯罪事实被察觉之后。 从司法实践中看,将自首时间限制的太窄,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争取犯罪分子走自首的道路。
  本案的突破点在于被告人是否有自首情节?这个情节恰恰就成了决定被告人生与死的分水岭。辩护人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发现了这个破绽并紧追不舍,既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卢全典诉五里口乡政府案
  
  -------马涛诉北京市建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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