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如 烟
   徐道隆
   按照传统的纪岁方式,我已经跨入第七十个年头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幸好我腰板还算硬朗,不过记忆力太差,刚才还拿在手里的东西,转身就不知撂到哪儿去了,害得我整天找东西。有时正说着话,忽然被人打断话头,就再也想不起说的是什么事了。这种情况,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就叫做“掉头忘”,医学上则称之为“健忘症”。当然,这只是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易忘,对往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却又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犹如反刍的老牛那样舒舒服服地张开四蹄,懒洋洋地趴在地上,耷拉着脑袋,眯缝着双眼,不停地摇晃着长长的尾巴,反反复复地将已经咽进胃里的草料再倒出来,放在嘴巴里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人们对往事的追忆也是如此,越久远的事,越细微的事,回忆起来就越是有滋有味。那么,就让我们一道去追忆那些如烟的往事吧。
   一
   我的曾祖父稼轩公,系前清遗老,生卒年代不详,少年聪慧,过目不忘。同治年间,他年方弱冠,即以秀才之身至省城乡试,轻松中举。原本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但是后来由于他看穿官场黑暗和朝政腐朽,故不愿再赴京会试,决心弃仕经商,遂在家乡真武镇开了一爿森泰油坊。起先只有三间简陋的作坊、五条牛、两盘石磨和一架木地龙,雇佣十余名工人,日产黄豆油百余斤。据老人们说,我曾祖父体格魁梧,皮肤黝黑,膂力过人,四方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长、乌黑光亮的大辫子,一直垂到腰下,辫梢上还缠着一绺红绸带,干活时就将它盘在头顶上,用一根竹簪别住。春秋两季都穿一身老青布裤褂,光脚上套一双草鞋。夏天就赤裸上身,下穿一条灰土布大裤衩,肩搭一条湿毛巾,光着脚板到处忙碌。冬天除了加上一套黑布棉衣外,还把脚上的草鞋换成一种用蒲草和破布条、烂棉花混合编织而成的所谓“蒲鞋”。日常都在油坊里同工人们一道干活,从磨黄豆开始,经过蒸馏后直到装进木地龙榨油为止,他都干得汗流浃背,从未休息过一次。每日三餐也都在大伙房和工人们同吃一口锅里的饭菜。偶然要一只咸鸡蛋解馋,鸭蛋太大了,是万不能吃的,即使一只咸鸡蛋,也只能吃一半,剩下的用废纸将破口封好,留待晚餐时再吃。那时他每年都要去扬州城里缴钱粮,每次都带一个小徒工,背上银元和干粮,半夜就踏着星光启程,一直步行到卯时才进东关城门。办完事后已近中午,主仆二人就到茶水炉上买几大碗开水,就着干粮和咸鸡蛋,填饱肚子后小憩片刻,便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从未乘过一次车船,因为省下的那笔川资足够他吃好几天的白米饭了。在他一生中,最奢侈的享受就是每天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踏着昏暗的星光回到家中,就着点了两根灯草的豆油灯,慢慢吞吞地啜几口高粱元泡,漫不经心地剥开花生壳,将那白白胖胖的花生米一粒一粒地丢进嘴里去,再细细地咀嚼着,还眯起眼睛悠悠地品起味来,直到有点晕晕忽忽时,才心满意足地倒在床上沉入梦乡。
   森泰油坊在我曾祖父的苦心经营下,生产规模与日俱增,鼎盛时作坊扩建成30余间,牛增至50多头,磨子10余盘,大小木地龙5架,工人达百余名,每天产油近千斤。这时仅靠门市销售量不大,于是他就派人用独轮车将豆油推到附近的四乡八镇去赶集,后来又派人挑着油担子深入乡间去走村串户叫卖,就这样很快便又开辟了大批新市场,原来的销路不畅反而变成供不应求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此时已年逾花甲,再也无力增产了,直到我祖父接棒后才又达到新一轮的产销平衡。
   我祖父方颐公,字建侯,生于1878年,卒于1941年。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一张圆团脸上洋溢着书生的秀气,两只大眼睛里闪烁着聪明和睿智。爱穿一袭做工考究的黑贡呢长衫,外罩一件天青缎马褂,大背头上戴一顶黑缎子瓜皮帽,帽顶上还缀着一颗大红枣似的珊瑚球,帽子的前额上则嵌一枚晶莹剔透、温润光洁的和田白玉。他待人诚恳,热情好客,出手大方,同曾祖父的一贯作风截然相反。当年他在上海读书时,有一次曾在一家饭店里大摆筵席宴请宾客,恰巧曾祖父有事赴沪,也在这家饭店的马棚里啃着冷烧饼避雨。当他听到大厅里的喧闹声时就走出来瞧热闹,不料竟是自己的爱子在此摆阔,于是怒发冲冠,走上前去不分青红皂白,揪住儿子一顿暴打,众人劝解不开,直到儿子双膝跪地求饶后方才罢手。此后,祖父便收敛了许多,每月的开支节省了不少,学习成绩倒是大有长进,于是老人也就饶恕了儿子的不肖。待祖父学业完成后,就让他到油坊协助经营,直至曾祖父晚年,又将森泰油坊和他亲手置买的300多亩良田,连同祖产100亩田全部交给儿子料理,不久后他便驾鹤西游了。
   祖父接手后,首先是打造五艘木船,以供运输之用,又派人常驻产豆区收购黄豆,以保证原料供给,接着就改造老式木地龙,促使它快出油、多出油,还更换全部的磨盘,新添一批壮牛,淘汰一些老牛,以提高生产效率。正当业务迅速发展时,他又听说苏南人已用机器榨油,便动员当时尚在扬州中学读书的二儿子(即我父亲),利用课余时间去苏南考察机器榨油的有关情况。不久后就利用暑假派我父亲去日本,花重金购回一台榨油机,开足马力时日产豆油两吨多,这在当时的苏北地区算是很先进的设备了。同时还全部淘汰掉牛、磨和木地龙,精简下来的工人都改做收购、运输和销售等,没有辞退一人。后来又派人到附近的乡镇油店去联系,一一签订了批发供货合同,从而使销售量又翻了一番。那时,北至高邮、西至车逻、南至邵伯、东至宜陵的群众都吃上了我家生产的豆油。森泰油坊从此便名闻一方,我祖父则以诚实守信和儒雅风度赢得了儒商之美誉。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的名牌大学里学有所成,这在当时的农村小镇可谓凤毛麟角。他最后留给子女的财产除了半机械化的森泰油坊以及布店、南北货店、浴室等产业以外,还有一座砖瓦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大小40余间住宅和1000余亩良田。
   我父亲行二,伯父正毂公,字辇之,生于1902年,卒于1967年。他身材颀长,行止飘逸,白白净净的脸盘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颇具祖父之遗风,但比祖父还要多三分文气,却又少了几分魄力,十足是一位做学问的书呆子。他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20余年,解放后一度失业,后在上海虹口开一爿烟纸店谋生。文革期间,红卫兵说他专门编写“封、资、修”的文章,为死人、洋人树碑立传,所以必须把他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胆小怕事的伯父从未见过那样惨烈的批斗场面,便于被斗的当夜坐三轮车逃到黄浦江边投江自杀了。
   我父亲正辂公,字朴夫,后改伯夫,外号二毛胡子,生于1909年,卒于1988年。他身材容貌皆酷似曾祖父,只是多了一副络腮胡子,又少掉一根长辫子,并且剪成了板刷似的平顶,那根根短发宛若刺猬脊背上的芒刺,整整齐齐地竖立在头顶上。身上的衣衫也换成了质地和做工都很考究的西装革履,还多出一顶宽边礼帽和一根漂亮的手杖。那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粗壮的剑眉和明亮的大眼,时时都在释放着他的机智与敏捷。他为人豪爽,不拘小节,待人诚恳,疾恶如仇。24岁那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法政系,本是接祖父班的最佳人选,但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又经历过北伐战争洗礼的他早就以身许国,岂能安坐家乡,专心经商营利呢?所以他决定弃商从戎,后来又抛妻别子滞留台湾,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祖父晚年只得将家业托付给外人,最终被他人据为己有。
   我母亲于氏菊成,生于1912年,卒于1960年,系江都塘头于十太爷的千金。她幼年在至今仍然屹立着的姊妹楼上度过,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擅作诗词,尤工易学,兼通音律,还能作得华丽的骈文,确是少见的“闺中秀才”。她出嫁时,因外祖父家陪的妆奁特别丰厚,故而博得我祖父母的欢心,进门后即被命为内当家,但母亲以年幼无知、不谙人情事务而婉拒。此后便一心相夫教子,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大家闺秀,一直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自从父亲去台后,就不得不用她那付柔弱的双肩,挑起六口之家的重担。因为解放后田地一律归公,还得从高楼大厦中迁居到农家茅屋去,原来家中的财产也全部被没收。森泰油坊和其他产业也都成了代为经营者的财产,与我家毫无关系了。所以她一直在饥寒交迫和病痛折磨中受尽煎熬,尤其是我被捕后,无情地扑灭了她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在断炊三天后,即1960年农历五月初五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二
   我生于1940年农历七月初三,虽是抗日战争期间,但当时日寇只盘踞在大中城市,很少骚扰农村乡镇,所以我家油坊的营业尚未受到影响。此时我家虽然财产颇丰,可是男丁不旺,因为我祖父虽有弟兄三人,但二叔祖和三叔祖都不到十岁就相继夭亡,最后只剩他一棵独苗,我伯父膝下只有一女,亦无男丁,而且母亲生我之前,已一连生过三位姐姐,所以我家祖孙三代早已望眼欲穿地求神拜佛,乞求上苍赐一男儿,以续香火。当我来到人间发出第一声啼哭时,就博得了一片欢呼。那时祖母已去世两年,祖父也卧病数月了,他闻讯后兴奋异常,立即召来管家和帐房,只听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在断断续续地嘱咐道:“苍天保佑,祖宗积德,我家后继有人了,这是……嗯……天大的喜事,要按最高规格办满月酒,……嗯……遍请各界名流和亲朋好友,洗三要遍散五彩蛋,每户13只……嗯……将糯米粥改为糯米饭,每户一大海碗……所有森泰及布店等处的伙计都给双份,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你们立即去办理,不得延误……”刚交待完毕,我父亲就带领奶妈抱着我赶到祖父床边,向他请安报喜,祖父激动得涕泪纵横,一句一顿地说:“快,快起来,让我亲亲……”同时张开颤抖的双臂,奶妈即刻会意,便将我托到他面前,他双手抖抖索索地抱起我,还顺势在我的小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口。接着他气喘吁吁地抽出一只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了用红纸包着的两根金条,低声道:“这是爷爷给的见面礼,快收好。”父亲并未推辞,顺手接过来揣进我的襁褓后,这才连声说了好几个谢字。直到此刻,祖父那灰暗沉郁的脸上才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
   我满月那天,办了百余桌酒宴。父亲代表病中的祖父穿巡于席间敬酒致谢,母亲一向内敛,今天仍是一身素妆,不施粉黛,不佩钗环,满脸粲笑地领着怀抱我的乳母,先到佛堂上香,再到祖宗灵堂跪拜,最后才来到摆满20桌上席的正厅。她微露笑容,面对众宾客深深一福后,就从身旁女佣双手捧着的大红托盘中取出一只光华四射的束发嵌宝紫金冠,接着又取出一支二龙戏珠黄金抹额,上面还錾着长命富贵四个颜体字,当中嵌着一颗硕大的东珠,周围还镶着珊瑚磨制的火焰,两条镂空的小龙也十分逼真传神。最后才提起挂在我项上的五色丝绦,其末端缀着一块琢有观音菩萨的翡翠胸坠。当她逐一向宾客们展示时,偌大是客厅竟然鸦雀无声,母亲便趁机热情而沉稳地轻声道:“这些都是家父特意为小外孙置办的贺礼,他因俗务缠身,后天方能赶到,特命晚辈向诸位致歉,尚祈海涵。又因冠带太重,只得等孩子长大后再佩戴了。现在略备薄酒,请诸位开怀畅饮。”说到这里时,大厅里突然爆发出春雷般的掌声,她们便款款移步,缓缓离去,直到穿过角门进入后院时,前厅那嘈杂的欢叫声、吆喝声和划拳声仍然不绝于耳。
   可惜好景不长,1942年端午节后的第三天,我还不到两周岁,日寇的飞机就在真武、邵伯一带扔下几枚炸弹,我家油坊的仓库被炸毁,幸亏油坊的工人们舍命抢救,才保住了生产车间的榨油机等主要设备。虽然不久后油坊又复工了,但生意远不如前,加之时局不稳,我祖父已去世年余,父亲又长年在外做事,家中无人主事,一切都任人摆布,从此我家便每况愈下。尽管如此,一家人的生活无忧,只是各项用度都要紧缩了。
   我母亲怀我时妊娠反应很严重,估计产后必然缺奶,所以提前为我请来了乳母。我出生后就喝乳母的奶,一直喝到三周岁。断奶后仍然不让她回家,白天陪我玩,夜晚带我睡觉,每时每刻都不离我半步。这时我对她的依恋,确已超过亲生,她对我也视同己出,故我一直称她妈妈。自从我四岁以后,每年农忙季节,她都带我去她家小住十天半月,临走前母亲都让她到油坊去装十斤油带回去。乳母的家离我家足有五华里,是一座绿树环绕、碧水回流、花草遍地、五谷飘香的小村庄。庄上歪歪斜斜地排列着三四十间土坯垒成的茅草小屋,没有一间砖瓦房。庄上一共住着11户人家,乳母家在庄东头第二家,陈设虽简陋,但是很整洁。当中一间是客厅,东边房间是乳公乳母的卧房,我去时就和乳母睡在这里。乳公就同他们12岁的大儿子以及大我三个月的次子睡在西边房间里。他们一家人虽然都很忙,但是很快就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特别是那位大哥哥,若是夏秋两季,他便抽空光着屁股跳进门前的那条小溪里嬉水,顺手摘一捧莲蓬或菱角给我和他弟弟尝鲜,幸运时也许还能摸到黑鱼或老鳖,晚上全家人便能喝上鲜美的鱼汤了。冬天,他就领着我们去打谷场的雪地上撒一把谷糠,支起一张大篾匾,匾上拴一根细细的长绳,我们就紧紧攥着这根绳头躲到僻静处,等到鸟儿们钻到匾下啄食时,猛地一拽绳头,大匾就严严实实地扣在雪地上,将那些活蹦乱跳的鸟儿都罩在里面,我们再小心翼翼地掀开一点缝,将小手伸进去慢慢地捕捉我们的猎物。春天到了,他就带着我们去麦田里放风筝,有时也爬上树去掏鸟蛋、抓小鸟,有时又领着我们去屋后的那口小水塘里捞蝌蚪,更多的时候,则是教我们粘知了、逮青蛙、捉蜻蜓和扑蝴蝶。
   弹指一挥间,六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磨灭了多少岁月的印记,惟有这般快乐的童年生活,仿佛陈年老酒,被我珍藏在记忆的最深处,它那醇厚的馥郁芳香,令我终生回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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