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凤凰周刊《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一文有感
  去年“两会”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在大会上发出强烈呼吁:“中国的公务员已超1000万,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官!……”瞬间,刘锡荣成为媒体新闻人物。并倍受网民热捧。
  然而昨天看了凤凰周刊一篇题为《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的文章之后,却不禁目瞪口呆……想起去年洋洋自得的样子,脸色更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大约以每年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看了上述消息,脸色怎不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呢”?――之前,咱一度以为吃皇粮的队伍绝不会超过3000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咱发现自己的热泪白流了: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贪官同志们就是不惧“棺材”――越是反贪,贪官队伍越是庞大,贪官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以至微博上的网民口味越来越重,曝光几十万、几百万贪腐案的帖子,连轻轻按动鼠标点击转发的兴趣都消失了。
  如此怪象,害得咱四处查找最新版的《成语词典》和《新华词典》――莫非为了特色事业之需要,上面下了红头文件,将“精兵简政”改作“增兵繁政”?或将“增”同志与“简”同志相互调换工作岗位了?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 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 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
  “2006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366人万。到2009年,增至3815万人。三年时间增长约450万人!”
  年增250万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文革”之时,为了表明中国不惧美帝、苏修(苏联)和各国反动派的全球大包围,最高领袖大手一挥手,发出“全民皆兵”之号召……而当今中国呢?吃皇粮队伍如果按目前速度发展下去,“全民皆官”的伟大日子也为期为远了。
  我查了许多数据,发现红顶专家学者们引用的数据可靠性还是很高的。然而――
  日本是24.4人供养1人,中国23.5人养一人,本质上的差距却在10倍以上!
  然而,当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分摊在每个国民头上往往十分可怜,或可忽略不视之时,红顶专家学者们却像捍卫国家统一般捍卫这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数字的高度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而绝不会使用“N÷13亿”的公式。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至为关键的一点,红顶专家学者更不会与之“接轨”的,这就是:从人均官民比例上,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显得太高。但: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是服务,因而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职责是为全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咱们的特色政府则是党政混编、无所不管的准全能型政府(全能型前面加个“准”字,比三十年前还是进步了)。而绝大多数官员平时都干些啥呢?先看下面两组很多人熟知的比较数据:
  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二)、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 1名,副 9 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所以,就拿日本与中国而言:纵然人均供养官员比例同样是1:24,性质上却有两个绝不相同:一、24个富人养一个官与24个穷人养一个官。二、前者养的官员职责是服务于大众。后者养的官员职责是牧养大众!
  前些日子,网友“耒阳网事V”在新浪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只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五里牌)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对此,耒阳市委宣传部一罗姓副部长解释称:“这都是政策允许的,并没违反干部任用条例。”
  看到“领导班子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这句话,突然想起任志强的感叹:“新疆一个县,人口只有5万人,配完人大政协政公检法五套班子,这个县就没人了!”
  一个连皇帝老儿时代打着灯笼找不到影儿的“街道办”,竟有二十多位戴乌纱帽的官儿;一个人口6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配备14位副县长!这些,在特色中国本是司空见惯之事。见多不怪了。奇就奇在“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怪就怪在“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
  声明:因为隔了近两年,“首长办公费”一词是否准确,我已记不太清。但绝对记得清的是:当时这位老干部还特地向我解释:这个“费”与台湾的“公务机要费”是一回事。
  中国的行政管理费为何16年间增长19倍?从“首长办公费”退而不休一事中人们不难找到答案中的一个细节!为免看官更伤不起,更多类似的细节就不再谈了。
  雅安大大地震之后,有一件事让咱倍感受伤:太多网友一再呼吁千万不把爱心款物交给红十字会,而要交给《壹基金》一类民间慈善机构。香港甚至发生了“抗捐”事件。这是一个令人忧虑信号――国家权力信用面临极为严重危机。为此,网络上为此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立即将红十字会去衙门化而与国际接轨。
  自郭美美事件之后,连当局也意识到“不变革无路可走”了。因而去年下半年开始,立定主意试行“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个改革方案首先在红十字会内部引起一片抗议声――一旦“去行政化”,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手捧金饭碗的公务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去行政化”推不下去,只能绕道。这一绕,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绕出来了。(详看《红十字会改革的曲线路径_》)
  “不要脸!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是官衙的?天天谈与国际接轨,为何红十字会就不能接轨?”
  看来,上述网友政治上真的很幼稚,很有必要响应毛领袖当初的号召,把《红楼梦》看上个四五遍之后,才会明白啥叫“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啥叫“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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